各時期統治者思維的共通性與台灣價值
一、統治者思維的共通性──利益的掠奪與人命的輕視
從荷治時期以來到鄭氏時期，台灣因為中國海禁政策的原因，成為了東亞貿易的轉運站，但在清朝中國放寬了原本森嚴的海禁政策，使得台灣原本做為國際商業基地的價值消失，而轉變成另一個不同的角色──農業開發區。曹永和在《清代台灣之水災與風災》中的史料提到，道光二十五年的一次風災淹斃了台灣居民三千餘人，但因早稻已收成，晚禾亦未栽插，當時並未造成農作物的大量損害。而清代時農產品為國家財產之一，因此很注重農業方面的損失，在農產品並未有大量損失的情況下，縱使台灣死傷了上千人，對於台灣災害的題奏則為「未成災」。如此我們可以得知當時的台灣對於清朝政府來說，「農產品生產地」已經是台灣的代名詞，對當時統治者來說，在未影響產品產出的情況下，台灣的人命價值則不如農產品。
到日治時期亦同，台灣的人命也並未有被重視的情形發生，從劉翠溶和劉士永的《台灣歷史上的疾病與死亡》顯示，在1895年日本接收清廷割讓的台灣後的短短幾個月，日本軍力中便有四千多人死於疾病，兩萬多人被送回日本醫治，在這樣慘重的死傷結果之下，促使日本殖民政府決定在台灣優先採取衛生措施，以避免日軍有更多的傷亡。從日本學者對瘧疾的研究方式也可以發現，學者很少對瘧疾進行流行病學的研究，其目的僅是要防止瘧疾的蔓延，而非控制且預防瘧及的發生，這樣的解決辦法展現出日本想用最少的人力與經費來完成防疫工作的隨便心態與日治時期統治者對於台灣的不重視。
透過兩個不同時期的統治者統治方式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不管是清治時期亦或是日治時期，統治者重視的是在島嶼上可圖利益的多寡或是投資成本付出的高低，兩者都將台灣視為有利可圖商品而非具有人命價值的島嶼。
二、台灣價值
在台灣脫離商業基地的角色轉為農業開發區的同時，台灣的價值也有別於以往的位於重要地理位置的貿易轉運站，而是變成交易的主體，隨著清代時期移民風氣日盛，台灣成為一個農業的開發區，甚至成為華南地區的穀倉，使台灣的影響力有顯著增加，例如曹永和在《清代台灣之水災與風災》的描述：由於災害的發生使得農產品的產量歉收，台灣當時產米量雖然豐富，使台灣當地不至於發生饑荒的結果，但是米價昂貴，因此停止外銷至彰泉福州等地，在台灣的米接濟斷絕的情況下，導致華南地區民情恐慌，社會騷動不安，大大影響了中國的社會狀況。透過這樣的敘述我們可以發現台灣雖然在最一開始是附屬品，但到後期成為交易主體後逐漸形塑了自身的重要性，最後竟能影響他國的社會狀況。或許我們也可以探討，在現代是否能透過找到台灣特有的價值，創造台灣成為不可取代的交易主體的機會，使台灣能從被動位置上，有了影響大國國情的可能性。
關鍵字：統治者思維、農業開發區、台灣價值
沓同學您好：
回覆刪除1.您在第二部分提到"台灣雖然在最一開始是附屬品，但到後期成為交易主體後逐漸形塑了自身的重要性，最後竟能影響他國的社會狀況"，請問您所說的這個情況是台灣主動改變了它在地區貿易的角色？還是這仍是該地統治者對於台灣治理的需求而得？(即台灣是否在這件事情上跳脫了附屬的角色？)
2.對於如何在當代台灣中尋找專屬於台灣的價值，您認為可能的方式為何？
吳同學您好
回覆刪除一、我這邊指的附屬品是就過去文本的內容來說，台灣作為一個殖民地或貿易轉運站，島內的活動，不論是人文還是經濟等都是被外來政權所控制的，然在清朝消極的治理方式之下，反而使台灣有自由改變現況的機會，也因為這個機會，台灣才能改變地區貿易的角色，所以我並不認為他是主動成為這樣的角色，而是治理者放任思維下的產物。康熙在打敗鄭氏政權後是屬於棄台派，在治理上並沒有太多的作為，清朝也沒有堅決要求台灣成為貿易角色，所以就不會是統治者的需求。
二、就像我在第二部分提到的「台灣需要創造自己的獨特性與不可取代性」，台灣當時狀況如同互賴理論一般，華南地區當時找不到能夠取代的資源來源，太過依賴台灣，台灣的價值就顯現出來。但在現代台灣不管是代工產業上或是科技產業，都可能被他國取代，意即台灣若不再接代工訂單，他國也能輕易的找到其他能接的國家，這就是我所謂的台灣需要創造的獨特性與不可取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