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領時期，台灣社會的國族認同

1. 械鬥，或許可以說是數百年來台灣非常重要的社會發展過程，械鬥的全盛時期約莫在十八世紀前期至十九世紀中葉，械鬥本身具有多重的意義，最顯而易見的是人們為了生存，在爭取生活空間上，不管是為了土地的械鬥、經濟資源的械鬥，甚至有些原因是為了個人因素的械鬥，這些都是出自於為了生存的械鬥。
2. 其中，械鬥的組成方式，又見諸於時代的推移之下，每段期間的械鬥組成不盡相同，擴及的範圍、族群也都不同，在這些觀察當中，可以發現的事，當早期來台時，各族群都以中國祖籍來自稱自己的族群，並不把台灣當作可能的永居地，因此，也抱持著原鄉的情懷，在中國閩南省裡，漳泉械鬥本身就其來有自，也不難發現，來台墾殖漳泉械鬥依舊持續。但有時漳泉械鬥也會擴展為閩粵械鬥，最富名的就是1787年的林爽文民變，漳泉族群將夙怨擱置共抵粵人，這也導致了整個台灣島幾乎內戰。
3. 上述也就得去思考，當時治理台灣的清朝政府，對於台灣的治理是以怎樣的態度，這些械鬥為何會演變成為這樣巨大的民變了。就清朝治台而言，台灣的定位是依附在大陸旁邊的一個小島，並沒有真正的價值，當初收復也僅是為了將明朝政權消弭，派遣來到台灣的官員，也算是一種較差的官職，因此，來台的官員，大多也希望能夠相安無事，將任期完成，調遣回大陸即可，也就對於治理地方用心不大；另外，必須提及的就是班兵制度，此一制度造成的，也是一種短期駐紮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班兵制度是由福建省屬各地駐軍中抽撥，來源也多為無業遊民與失業農民等，三年即陸續替換，這當中，這些班兵有些來台開當鋪、有些甚至會搶劫等，也造成了民間對於政府的不信任。也因此，造成了民間若有糾紛，官府也沒有足夠的人力去阻止械鬥，甚至將班兵等攪和進去，影響更甚，地方事件演變成官民事件。
4. 因此，在台灣十八、十九世紀，在台官民或有互動，但真正實際運作的是民間自身的祖籍組織、宗族組織、團練等，此處筆者想探討以時人的角度來看，他們的歸屬是隸屬於對祖籍的情懷、宗族組織以及團練結拜兄弟的關聯上，但卻沒有對國家的歸屬感，更不用說是忠誠了。中國古諺就這樣說道：「天高皇帝遠。」人民對於朝廷的距離感，加上對於生活的壓迫，為求獲得一個歸屬，自然也在初來乍到台灣時，以最鄰近的祖籍同鄉為依靠，再來發展為宗族、連莊等，都是為了讓自己獲得一個生活的保障。再加上交通的傳遞上，不若現代發達，當生活圈被限制在某個區域時，也就會引起地域性的區隔，造成日久來台定居的這些外來移民，對土地產生感情，甚至忘卻自己來自哪個外來族群，最後自稱為台灣人，也有族群放下原籍的態度，如在斗南石龜的立碑上刻著「此處閩粵無分」的碑文，都代表著台灣這個地方的人，對於土地上的認同、族群間的認同，多過於對於自己身在哪個權力的統治。
5. 綜合上述，人民在政府無法給予完整的照料或措施下，人民為了生存，會尋找可以依存的對象，或許是組織、團體、幫派等，因此，也就對於治理者或政體的認同感降低，降低其認同感時，相對也提升了對自己所依存的組織的認同感，會認為「我就是那個組織，那個地方的人。」這也形塑出了在十八、十九世紀時，生活在台灣的人，以自己祖籍、宗族等為自我認同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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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關鍵字：國族認同 械鬥 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