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演講稿

中華民國總統談判前演說稿

各位友邦的代表與貴賓、各國駐台使節及代表、現場的好朋友，全體國人同胞，

大家早安，大家好：

本人在此，必須向大家說明一項令世界各國都感到不安的局勢──１９５３年南韓與北韓的停戰協定已遭到撕毀。北緯３８度線已守不住東亞的和平與安定，第二次朝鮮半島的戰爭即將開始。

在這東亞與太平洋的動盪之際，各國都已經有所行動：美國與日本於日本海、東海等周圍海域進行聯合軍演、美國也與菲律賓於巴士海峽進行島嶼防衛的聯合軍演，甚至對岸的中國也迅速地進行第一及第二島鏈突破的軍事演練。朝鮮半島的戰爭，雖看似是兩韓的衝突，但其背後所隱含的勢力對抗，以及對台灣造成威脅的可能性，是各位國人同胞所不得不明白的。

由於這些激烈的軍演競賽，使得東亞的局勢愈加緊張。而美國認為我方與中國之間曖昧不明的國家問題，將加劇東亞局勢的緊繃，甚至可能引發額外的衝突，因此美國總統為降低東亞與太平洋區域的不安定因素，避免戰區擴大，昨日致電總統府，強烈要求我方即刻與中國達成統一的談判，解決長久以來不明確的兩岸關係。總統府與行政院也已召開緊急會議，並商討因應方法。

過去幾十年來，面對中國在國際場域上的崛起，我們相對常常受到欺壓，在國際賽事上，我們的國旗不被允許出現；在國際中，我們既不是中華民國也不是台灣；在國際組織中，我們不被邀請，不能分配到一個主權國家應當所享有的權利與資源；國際外交上，許多國家對我們的處境冷眼旁觀，這透露這個我們稱之為中華民國的國家的真實處境，國際對我們作為主權國家的否定總牽動國人同胞憤怒甚至於絕望的集體感受，然而我們卻無法作為。因此，我們轉而誇耀自由、民主，我們的政治生活對這些價值是依賴與自信的。

於是今天，面臨他國對兩岸統一談判的要求，我想要對全體同胞說白的是：比起建立一個正常的獨立主權國家，我們之所以抗拒統一的原因，乃在於對於民主、自由的喜愛。

而民主的政治生活何以如此討人喜愛？因為在民主的政體下，台灣人民嚐到了那些描寫人類生活理想的宣言的豐厚美果，如「人生而自由平等」在政治生活中可能的實踐模式，民主政體告訴人們，身而為人是自由平等且「天生享有政治參與的權利」。此外，我們能在遭受不合理的對待、不合法的侵害時，得以尋求權利的救濟，以及享有「國民主權」等憲政秩序價值。民主的實踐，還使人們可以享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各類被明文保障的的基本權利，使我們能安心地在政治生活中高談闊論，這是我們一直以來引以為傲並推崇的生活方式。

尤其我們誇耀，台灣是沒有流血的民主化。

從中國曾對西藏、新疆、內蒙古等地的獨立意識相關主張進行武力鎮壓的強硬，可見我們每一個改變現況的決定，都有可能牽動戰爭的導火線，這也是為什麼我國在許多年來，不僅不再高喊反攻大陸，也不曾宣示台灣獨立，而是積極的維護台海和平；各黨各派無論維持現狀、一中各表，豈不都是來自對於流血戰爭的避免？

長期以來，我們都不願意破壞區域和平、恐怕也不願意因國家流下鮮血、甚至無法想像我們的同胞與家園深陷戰爭的泥淖之中。因此，我們不能貿然地拒絕美國所邀約的統一談判、更不能逕自地宣布台灣獨立建國。

這幫助釐清了我們在兩岸統獨難題中的最高目標──維持目前的生活方式，即民主的政治生活；因此本人在此，必須沉重地向各位國人同胞宣布：我決定進行美國總統所提出的兩岸統一談判。

各位國人同胞，願流血、戰爭是我們最逼不得已的選項，正如前所述，宣布獨立勢必引發戰爭，而比起建國我們向來更看重民主的政治生活！所以，我將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分與中國領導人，會同美國總統及各方代表進行兩岸統一的談判。堅持維繫民主政治生活，將會是我方在此次談判中的底線。為確保此一目標的達成，統一的必要條件是雙方共同制定並遵循維護台灣權益的《臺灣基本法》，一旦談判成功，台灣將在此法的保障下與中國達成統一。

《台灣基本法》將要保障我們的高度自治權，我們將得以選舉自己的行政首長、選舉組成議會、以及擁有臺灣獨自的司法體系，並限制中國中央軍事力量及國家刑罰的全面進入，意竊最重要的是立基公民參政權的保障。

也許，有人會質疑統一是與民主背道而馳的，的確即便有了《臺灣基本法》，中國的遵循與否更是一大未知，我因此再次強調：願流血、戰爭是我們達成目標最逼不得已的選項。倘若談判破裂，為維繫民主政治生活，即便面臨中國武力鎮壓的威脅，也將不惜犧牲一切代價，走向維繫自由、民主的獨立建國之路。

• 問答

1. 尼莫組 劉書旋記者問：如果中國違背《臺灣基本法》的內容，我們該如何確保臺灣獨立？答：對於這個問題，行政院長鄭婷之回答時對於問題的敘述仍有疑惑，但如果記者的疑慮是害怕中國只是口頭答應，實際上卻未遵守《臺灣基本法》的內容的話，那我們會為了維護自由民主的生活而對抗中國，甚至為獨立而戰鬥也在所不惜。
2. 文雄組 耿正記者提問：假如談判破裂，我們如何說服人民為了獨立而戰，我們守護的價值是甚麼？答：我們想要守護的價值，是我們現在的政治生活樣貌，這也是在我們接受美國提出的統一談判之後，亟欲向世界各國證明的價值，假如中國不願意接受，那我們將不惜一戰，獨立建國只是為了爭取維持政治生活樣貌價值所順帶達成的效果而已。 參謀總長留。

一九九零年代下李登輝的角色

壹、必須廢除的臨時條款

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宣告終止實施長達四十三年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臨時條款給予總統緊急處分權、延長總統的任期，擴大了總統的權力，許多學者認為，李登輝廢除了臨時條款，是在展現他想要落實民主政治的決心，這是台灣邁向民主的第一步。然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之所以成立，是因為國共當時的對立，國民黨為了消滅共產黨所訂定出一套凌駕於當時憲法之上的條款。解嚴之後的李登輝之所以廢除了臨時條款，並不是想要落實民主政治，而是自知國民黨已回不去大陸，已經不存在要消滅共產黨的理由，不能在用臨時條款來做為延續台灣統治正當性的手段，企圖打破當時國民黨內還存有的反攻大陸的想像，所以廢除臨時條款是必要的，不能說是為了民主而廢除臨時條款。

貳、 統一與獨立之外的第三條路

對於李登輝來說，既不能回歸大陸，也不能接受當時民進黨台獨的主張，那麼他只好自己找出第三條路，也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在當時的國際情勢下，美國對台灣採取曖昧不明的態度，中共也在一旁蠢蠢欲動，李登輝決定放棄進行一個中國的競賽，要以分裂國家的模式在國際社會上求生存。如此一來，又將兩岸的難題丟向了國際社會，各國要做的不是承認誰才是中國，而是選擇要不要承認這個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我認為，李登輝其實丟出了問題但也幫國際社會解決了問題，對於各國來說，它們可以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但可以同時宣稱中華民國政府不是中國，不直接挑戰中共一個中國的底線，保留轉圜的空間。「中華民國在台灣」這一個概念，在一九九一年後將近二十六年的時間內都不曾變動，甚至變成政治場域常見的口號，給予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生存的空間。

參、 政治人物的評價

依照前面的兩點，我們該怎麼看待李登輝在一九九零年代的角色？陳儀深認為一九九一年前後台灣民主轉型的成績都該歸功於李登輝卓越的領導；吳乃德則認為李登輝執政時期不是台灣民主化的關鍵，他只不過在體制改革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他們兩個對於李登輝的評價有所衝突，但我們也不能就此宣稱他們的評價過於片面。李登輝不能算是民主化的功臣，但作為民主體制改革的關鍵人物，他有一定的份量，對於兩岸關係以及國際事務的處理，也足以讓他擁有正面的評價。但是，為什麼我們需要這些評價呢？給予高度正面的評價，會被認為是在造神；過度的貶低，會被認為不夠全面，評價有可能是中立的嗎？我們透過評價來認識我們所不知道的人物，但它是否真實，只能依靠我們自己去證明。

思想餓化組展演節目單

時間：西元2017年5月22日 10點至13點

地點：東吳大學第二教研大樓618教室

企劃單位：思想餓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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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兒子的大玩偶

當我們談論某某年代的歷史真實時，

我們希冀描繪的，是過去特定時期某地的眾人生活狀態。

謝謝陳老師提供影片，作為思想餓化組展演日的開場，電影將於上午十點十分放映，請同學們準時入座。

該錦集電影出品於1983年，改編自鄉土文學作家黃春明的寫實小說〈兒子的大玩偶〉及〈蘋果的滋味〉，透過該作品，欲一面以故事情節接近當時人們的生活處境，一面以電影中的影像作為我們更具體想像50年代台灣社會的題材。

若有興趣閱讀原著小說者，以下為文章連結：

• 兒子的大玩偶
• 蘋果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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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幕：歷史與政治

《人們談論台灣民主化時的造神運動氣息》陳宥廷展演

這些被吳乃德先生指出會造成與歷史真實有差距的，其論述都有一個共同特性，就是使得民主化的契機指向特定的功臣，而這些功臣通常是當時的統治者，這是吳乃德先生不樂見的，但其將美麗島事件作為民主化的關鍵，我認為也可能產生「使當時的運動參與者成為新的民主化功臣」的效果。

《文學作為理解歷史真實的題材》鄭婷之展演

不只是民族主義者的別有居心，蕭阿勤也指出90年代官方與文學的互動，明顯的民族主義者參與官方的文化活動與決策，也獲得官方的認可、宣傳與揄揚，甚至官方撥款補助出版、頒獎、參政。與官方相同立場的文學意識，似乎成了某種「文學正確」，躍升為文學界的主流並擁有強大的言語力量能壓制不同的意識文學。

依照蕭阿勤的敘述，上述兩者皆讓文學失去原本的真實樣貌，那麼，我們該與這樣的文學保持怎麼樣的關係呢？又我們到底該怎麼認識過去呢？

《如果我是阿勤，我怎麼看乃德》葉宇修展演

可以理解的是：他欲挑戰民眾原先對於台灣民主化的集體記憶，因為民眾將可能依照其重新建構的理解台灣民主化的敘事模式，使原先以結構論或過程論所理解台灣民主化而導向的特定的集體認同，轉而指向另外的某一特定的集體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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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時期（三）

蕭阿勤，1999，「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臺灣史研究》，第六卷第二期，77-138。

吳乃德，2000，「人的精神理念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美麗島事件和臺灣民主化」，《台灣政治學刊》，第四期，頁57-103。

人們談論台灣民主化時的造神運動氣息

壹、吳乃德論人的精神理念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

民主體制對於現在的政治生活有重大的影響，因此從威權體制走到民主體制的過程中，哪些因素造成了民主的出現，一直是學者們想要找出的答案，而研究台灣民主化的學者們，應用了許多美國政治學家的理論，試圖解釋台灣的民主化現象，吳乃德先生認為在美國學者理論的深刻影響下，討論民主化時容易忽略當時社會上群眾的反對聲音以及將獨裁者的過度神化，片面了我們對政治和歷史變革的了解，他更強調人類的精神理念在歷史變革中有著重要作用，要了解人類精神理念的作用，才能更貼近台灣歷史真實。

吳乃德先生透過分析台灣民主轉型的著作，將社會科學對民主化的研究，分類成兩大領域，一個是「結構論」，另一個是「過程論」，並且加入對「人類精神理念作用」的忽視與否加以檢視之。

結構論把研究重點放在社會的背景因素上，研究派別有現代化論及政治文化論。（一）政治文化論強調民主政體的穩定有賴於公民的政治素養以及對政治權力的高度信任；（二）現代化論認為民主的出現需要某些前提要件，缺乏這些前提要件民主就不可能出現，因此人在早已注定的歷史洪流裏面所做的努力，都是無效的，我們要了解的是整體的社會環境，也就是在1980年代的台灣，在當時的氛圍下，什麼樣的原因讓民主的概念在台灣出現，了解台灣當時的歷史情境。

對此，吳乃德先生也做出了批評，他認為結構論過度忽略了人在歷史過程中的自主性作用，雖然社會和經濟條件會限定了人的行為，但是這樣的理論思考會使得我們失去了對歷史的真實認知。
                                                                 

過程論做的是對短期政治過程的分析，研究派別有四派論以及獨裁者推動論，（一）四派論強調民主改革勢力中激進派/溫和派、威權統治團體中保守派/開明派，這四個政治行為者之間的互動；（二）獨裁者推動論重視獨裁者在團體中的主宰地位，再進一步探討獨裁者推動民主改革的目的及原因，蔣經國作為1980年代台灣政府的領導者，自然變成獨裁論者推崇的對象，蔣經國對於他們而言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台灣民主的出現在於他由上而下的推動，易使蔣經國被視作推動民主化的功臣。

吳乃德先生認為獨裁者推動論者忽略了威權政府對反對力量的鎮壓，影響我們對歷史事實的認知，威權政府一開始的鎮壓到後來的妥協，都是自然性的反應，也就是擔心鎮壓無效，為求當權組織不被推翻而做出妥協的決定，因此蔣經國只能稱作為「有良好判斷力的獨裁者」，不能是台灣民主化的功臣。

除了上述對台灣民主轉型著作所採用的理論所做的批評外，吳乃德先生也解釋了政治學對理性自利的動機的重視使得對人的精神理念過度的忽視。吳乃德先生通篇多處指出歷史變革的不可不討論因素之一，是人類精神理念的作用，然而卻缺乏對人類精神理念作用的進一步論證，人類精神理念如何體現在真實政治生活中？是指涉社會運動、政治演說又或者還有其他？我們如何測量人類在歷史變革中是否產生作用？

貳、找功臣的台灣民主化歷程：

吳乃德數次在文章中強調，忽視人類精神理念的作用會是無法認知到歷史真實的，也指出理論衍生的認知謬誤，如：獨裁者論重視統治者的主宰地位，宣稱民主的出現是因為統治者的作為，四派理論則著眼於反對勢力的貢獻，希望能找出統治團體中的開明派和反對勢力中的溫和派。

而這些被吳乃德先生指出會造成與歷史真實有差距的，其論述都有一個共同特性，就是使得民主化的契機指向特定的功臣，而這些功臣通常是當時的統治者，這是吳乃德先生不樂見的，但其將美麗島事件作為民主化的關鍵，我認為也可能產生「使當時的運動參與者成為新的民主化功臣」的效果。

然而為何我們要為民主化找功臣？為甚麼我們需要一位特定的人物、特定的事件來告訴我們這就是民主化？在現今自詡為致力於民主價值發展的政治人物，似乎在政治場域裡面，就可能特別有影響力及正當性，因此台灣對民主化功臣的追求，也許是有助於政治人物追求自己利益的宣稱。

參、政治與生活圖像的世代斷裂：

社會變遷下，世代間的生活經驗有所不同，對於政治的感受也會有不同的圖像，我們一出生即處民主的時代，我們很難想像從威權走向民主的過程中所需要面臨的難題，我們不了解上一代生活的型態、政治的樣貌，只能透過歷史的的研究來描繪或是影像拍攝來再現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如何認識歷史、如何認識非當代的人類的生活，便成為重要的議題，因為當我們離真實的歷史真實愈遠，政治與生活圖像便會產生世代的斷裂。

民主化研究中，美麗島事件愈趨被視為重要轉折點，但台灣社會對其的紀念和回顧卻是少的，我們為什麼不談論這個歷史事件？是因為沒有經歷過美麗島事件的我們對其無感，或是經歷過的長輩們已經遺忘？世代之間政治及生活型態的落差，對整體社會所造成的影響，或許比我們認為的還大了許多，而突破這層隔閡的考驗，就在於我們如何理解過往歷史。

文學作為理解歷史真實的題材

（一）民族主義與鄉土文學論戰

戰後到1970年代

       1965年­­­—亦即《臺文》創刊的第二年，葉石濤在〈台灣的鄉土文學〉文中用「（本省的或台灣的）鄉土文學」一詞來指稱從日治時期到光復後當時所有的「本省作家」創作的新文學。60年代中期以後，許多本省籍作家（鍾理和、鍾肇政、較年輕的笠詩人們)即稱自己甚至日本殖民的台灣作家(賴和、楊逵、吳濁流、葉石濤）的文學作品為「台灣的鄉土文學」。

       70年代以前，戰後的第一、二代小說家的寫作特色是以明朗平易的文字寫作，專注於自己熟悉的、生活周遭的題材，發展出樸實、平淡的風格。蕭阿勤認為此時期的文學內容無意識形態的特殊關懷，甚至是疏離社會政治；鍾肇政認為，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具有反抗強權、熱愛土地與同胞的鄉土文學精神。(P.101~103)

1970年代

       戰後第三代的本省籍作家（陳映真、黃春明等）的文學作品因「鄉土回歸」潮流大受重視和歡迎，葉石濤認為這「是台灣作家三十多年來最壯大的一次覺醒，將帶領台灣作家走上最正確的三民主義文學的創造路線上!」（1978年11月，訪問）。並指出與第一代作家的不同在於「關懷的是本地現實生活的各層面，而不是過去統治者的亡靈，他們反對經濟侵略和新殖民主義，他們是一群堅定的民族主義者」。更在80年代初回顧時，指出70年代的鄉土文學「已經不是老調的鄉土文學」、「較能從整個中國的命運來思考臺灣文學」。

       蕭阿勤認為，此時期建構鄉土文學文化記憶的參考架構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與70年代初政治局勢變動（保釣運動）之後出現的政治改革關懷與文學民族性、社會性要求中的文化記憶參考架構沒有太大的不同。（P.110~111）

●1977~1978的鄉土文學論戰：

        對當時國民黨政府與許多抱持強烈反共態度的作家和批評家而言，鄉土文學發展，無異是中國五四運動之後「左翼的社會寫實主義文學」的復起，與毛澤東提倡的「工農兵文學」近似，並具有明顯的地域色彩。因此鄉土文學論戰—包括國民黨主導召開的「全國文藝會談」—大致上在譴責其左傾的、工農兵文學的、地域性的色彩。

1980年代

        《笠》和《臺文》兩個作家群逐漸以「本土文學」—進而以「台灣文學」—取代「鄉土文學」的稱呼，此時期的「臺灣文學」發展致力於「去中國化」，「臺灣人」被建構為歷史上殘暴統治的受害者以及被中國拋棄的孤兒，而臺灣文學則被定義為反映臺灣人的經驗與感受、具有入世精神、抵抗意識與「本土化」目標。而70年代的鄉土文學也被這種「臺灣民族主義意識」重新定位成臺灣意識的成熟，陳映真則因中國民族主義意識成為批判對象，這時期也開始將鄉土文學現象和政治運動相提並論。葉石濤也明顯改變他在80年代初之前的政治態度與民族/國家認同，宣稱「鄉土文學論戰本來就是台灣人整取自由、民主運動冰山的一角而已」。

       蕭阿勤指出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和80年代初黨外人士挑戰國民黨統治的激進行動—包括宣揚具有民族主義特質的「臺灣意識」，催發了《笠》與《臺文》成員反國民黨的政治意識與行動。（P.113~117）

1990年代

       此時期的臺灣文學更進一步的「民族化」，亦即一方面將台灣文學的原起溯至數千年前的原住民神話、傳說等，詮釋為具有多源族群源頭的一個文學傳統；一方面則將整個台灣現代文學發展詮釋成臺灣（本省）作家藉著作品來關懷、尋求、確認獨特的台灣民族/國家認同的過程。臺灣文學被賦予一種民族的性格，被再現為一個獨特的「臺灣民族」的文學傳統，建構出「臺灣民族文學」的概念。而兩群作家更將1963年《笠》與《臺文》的創立代表具有反國民黨統治與反中國民族主義的臺灣意識之明白確立。但在1993~1995年「統獨之爭」後，原本被詮釋為臺灣民族主義發展與內化一部份的70年代鄉土文學被「排除」在文學發展之外，視為全由中國主義者進行的活動。葉石濤甚至在90年代末發表評論時，忽略當年自己真實的立場，稱70年代的鄉土文學為「中國的民族主義，與以臺灣為主體的意識完全無關。因此，並沒有成為臺灣人參與的活動，主要主導者為海內外外省族群的菁英們」。

       蕭阿勤認為，《笠》與《臺文》成員的民族/國家認同的轉變與上述對臺灣文學發展經驗的特殊再現方式與過程是同步、分不開的。（P.117~120）

（二）集體記憶建構的目的：形塑認同     

       所謂認同，是人們努力了解他們的處境並做出反應的產物，是人的創造物，而認同的建構則是一種不斷進行的詮釋行動；所謂記憶，是回憶過去經驗的某些印象，而這些過去的經驗對心靈產生了某些影響。記憶是人們自我認同的形成的核心元素，而記憶和認同都是不斷進化的「過程」。

       而「集體記憶」涉及的是一群人維持、發展、傳遞他們對「過去」經驗的共同印象之能力、過程、結果、影響。也就是透過某些象徵資源「再現」自己對過去的認知並影響著「現在」，「集體認同」即是受此種再現的情境影響之反應物，因此，「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是互相建構和限制的。

       蕭阿勤於是在文本中稱《笠》與《臺文》成員在不同年代對臺灣的文學發展特殊的意義化與象徵化，是使用特殊的「再現」方式與特定的認同聯繫起來，成為建構臺灣人與台灣民族認同所依賴的象徵資源。

（三）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在文本的摘要，作者認為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作為一種認識過去的方式，往往受限於某種特殊的歷史演化論與目的論，因而經常忽略實際的歷史過程，又在文本的結論質問，「在探索針對民族/國家認同的議題時，與自己所屬社會的當代政治社群建構的恰當關係是甚麼？」。

       在蕭阿勤的論述中，民族主義者經常有意無意地忽略實際的歷史過程，而在民族主義的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的政治和文化中，我們只能選擇加入否則就被排除，正因為足以擁有團結人群的強大力量，因此也能夠消滅和壓制異己記憶，並將異己的認同污名化。就如同陳映真在70年代被稱為進步的戰後第三代小說家，卻在80年代被批評為外省的中國民族主義文學作家，他的文學作品並沒有改變，變的是那些賦予在他的文學上的象徵意義。

       不只是民族主義者的別有居心，蕭阿勤也指出90年代官方與文學的互動，明顯的民族主義者參與官方的文化活動與決策，也獲得官方的認可、宣傳與揄揚，甚至官方撥款補助出版、頒獎、參政。與官方相同立場的文學意識，似乎成了某種「文學正確」，躍升為文學界的主流並擁有強大的言語力量能壓制不同的意識文學。

       依照蕭阿勤的敘述，上述兩者皆讓文學失去原本的真實樣貌，那麼，我們該與這樣的文學保持怎麼樣的關係呢？又我們到底該怎麼認識過去呢？

◆（我將於課堂口述自己認為該怎麼認識過去。現實感、看影片、問長輩等）

從個人資產化為國家資本的土地

1. 從《由鄉莊社會到現代社會》此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土地由宗族佔領取得並代代相承，經過朝代演變，國家的角色興起後，成為「個人」經由買賣取得，土地歸屬明確且單一化。為什麼會有如此轉變呢？文本言明由於國家法制發展需求，面對糾紛時的是非判定需要有明確的依據，但，過去土地歸屬不明確時出現的糾紛也是可以解決的。
2. 那麼，我們為什麼需要「土地歸屬明確且單一化」呢？在鄉莊社會中的世界，佃農依附在地主之下，似乎自成一個和諧的生產分配模式，人民重要的生活來源—土地，食衣住行一切的基礎—都掌握在地主的手中。國民政府初來台時即是如此的社會結構，但是作為一個欲統治這塊「土地」的政府，欲在這塊土地上有所作為時，瞭解土地的情況才能好好地運用、治理土地。因此，首先得把地主佃農的堅固結構破壞掉，土地不應該屬於地主，而是屬於國家。
3. 土地改革的作用，是土地從個人資產化為國家資本的轉變點，國家利用土地改革建構出新的一套社會結構，人民同樣在土地上生活著，同樣要在獲益時繳交稅物，但繳交的對象不是地主而是政府，人民不再依附於地主之下，但卻轉為依附在政府底下。土地改革「土地歸屬明確且單一化」之目的，在我看來，是為了破除舊有的社會結構，建構新的一套屬於政府的運作體系。

土地的作用

不論是清代政府，日本政府還是1949年敗走台灣的國民政府，都在台灣進行了一連串的土地改革，雖然在台實施土地改革的目的大不相同，但都脫離不了當時社會對土地的利用方式的影響，將土地一步步納入現代國家治理的範圍。而土地在這些改革的制度下，發揮了什麼作用？

1.  台灣自大量漢人來台後，便是以農業社會為主的開墾之地，在當時複雜的大租戶、小租戶、佃農的生產關係下，出現了因農耕需要而集體合作的性質，這樣的性質表現在與原住民對抗或是搶奪水源等方面，不僅扮演了政府的角色，同時也是鄉村自治的基礎，形成了一個共同體。而在這個共同體裡面，土地是聯繫彼此的基礎，尤其是共有土地，高度的排除外人，是鄉莊的共有財產，反映了當時鄉村內秩序的運作。因此，清代政府在推行清丈時，是經過多方面的社會協調後，才訂定出一個較為可行的收租方式，試圖在薄弱的政府控制下增加稅收，也反映了當時在鄉村制度、業佃關係下的土地，其實有安定社會的作用，也是清代政府與台灣社會穩定關係的基礎。

2.  日本來台時，為了殖民地現代工程與投資的需要，開始整理自清代以來紛亂的土地所有權，將大租權取消，並發公債券用以補償，確立了單一土地所有制。對於日本政府來說，土地關係的混亂，代表了日本資本家在台灣土地的交易無法獲得安全的保障，也不利於推行工業計劃，因此，台灣總督根據六三法頒布一連串有關土地的法令，以利日本在台的砂糖與稻米事業，並且修正勸業銀行法，將土地所有權轉變成可交易的對象，而土地放貸的目標，主要鎖定在擁有高度經濟價值的土地上。日本政府將土地制度納入現代國家治理的一環，而在單一所有權制度下的土地，成為了方便日資交易的工具。

3.  國民政府來台後，首先保障了做為財產權的佃權，推動了三七五減租，強力介入了日本政府未改善的底層業佃關係，以往自由訂約的原則，也在國家大規模推動的固定範本的契約下受到擠壓，建立了國家介入人民與土地關係的基礎，其次為了更進一步的掌握國家對土地的掌握，國民政府推動了耕者有其田，也就是所有權狀的發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共有土地的徵收，共有產權的不明確阻礙了國家追求工業化的目的，因此徵收共有土地，便成為了解決共有產權不明確的方法，除了上述土地改革政策的實施鞏固了國家推行工業社會的基礎外，銀行對土地融資、土地放貸也是相當重要的關鍵，現代的金融活動保持了國家土地改革政治的成果，讓成果轉變成資本的基礎，不至於回歸到以往不明確的狀態。

從上述三點可看出，土地在不同的時代對於政府有不同的影響，清代時期，土地代表了穩定社會秩序的重要角色；日治時代，土地作為日本在殖民地進行投資的重要工具；中華民國初期，土地是鞏固統治權力，讓國家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的重要因素之一，土地在這些過程中不斷地轉換角色，而人民隨著這些轉換，也有了不同的生活樣貌。

美援下的衛生、人口與經濟發展

1、二戰後，美國將援助計畫擴展到了拉丁美洲與亞洲，由於受援國的經濟發展相當的依賴這些資金，因此試圖展現快速的經濟成長以便爭取更多的援助，但對當時的美國來講，這些成長顯然是遠遠不夠的，他們聲稱原因就在於經濟成長的速度比不上飛躍性成長的人口，這些貧困的人口浪費了國家的資源，拖垮國家的經濟。

2、上述的概念重塑了國家對「人口」的重新理解，以往人口被認為是國家最大的資產，然而在發展經濟的層面，卻成為了絆腳石。在當時意識形態強烈對抗的冷戰背景上，受援國為了要證明自己是站在自由民主的陣營，而且發展得比共產國家好，因此接受了人口拖垮經濟的說法，開始著手解決人口過多的問題，而解決的方法就是大規模的強制節育。

3、對於這種人口過剩說的主張也不是沒有反對的聲音存在，共產主義的國家認為，這種說法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的陰謀，其目的是要阻止開發中國家的發展。而在此衍伸出的問題是，人口的急遽發展真的是造成國家經濟衰落的主要原因嗎？在當時的脈絡下，減少消費、引進新技術、增加投資、節制人口都被視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但為何節制人口被視為解決當前經濟問題的最根本辦法？

4、大規模的強制節育被納入國家衛生政策的一環後，開始在婦女的身體上實施。政府表面上是為了促進家庭幸福，暗地裡卻是透過裝置樂普以期望達到永久節育的效果，這樣的包裝方式，更凸顯了國家對女性身體的忽略。衛生政策在當時的脈絡下，是為了追求國家的經濟，而追求人民健康則是一種口號，這樣的口號是不是一直都存在呢？不看這樣的口號，那麼衛生政策剩下來的原型是否就只是用來追求國家經濟而已？婦女在當時的沉默與無奈，在追求國家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逐漸被忽略及遺忘。

學期報告初稿

題目：信任是否對於治理有幫助–以食品安全為例

假設：試證信任可對治理產生幫助

論題：解釋為何討論食品安全

摘要：從日治時期後藤新平的治理中我們可以得知，殖民者透過改善生活環境來獲取被殖民者的信任，讓人民自發的投入支配當中。當代政府則是透過保障人民的生活，減少人民對其統治的質疑。一旦失去人民的信任，政府的作為都會被強烈的批判甚至失敗。

本文試圖以食品安全為例，透過台灣歷史上發生過的食品問題，以及政府的應變，檢驗這些應變是否保障了人民的生活，進而討論人民有沒有因此應變，產生對政府的信任。以及此信任包含了什麼樣的要素，信任是否真的對治理產生幫助。

關鍵字：信任、治理、食品安全

篇章目錄：

一、信任與治理的關係

    1-1.如何建立信任

    1-2.信任的鞏固與正當性

    1-3.人民的不信任對政府的影響

二、人民的需求–「食」的安全

    2-1. 食品安全與人民信任

    2-2. 食安風暴下的政府政策

    2-3. 治理對信任產生的影響

三、忽隱忽現的信任

    3-1.消失的信任–民間自發的抵制

    3-2.再現的信任–稽查的落實

四、消失與再現間的信任

    4-1.信任的要素

    4-2.信任對當代政府的幫助

  4-3.結語

學期報告初稿

題目：

• 為何國家認同成為一地住民認識生活的重要途徑—以台灣經驗為例

論題：

• 國家認同的概念是從何而起？ 為什麼可以成為我們認識生活的途徑？ 又擁有國家認同對我們的生活產生什麼作用？

摘要：

• 「國家認同」並非由人民生活中一點一滴累積出現的概念，而是從某個階段開始出現。國家認同卻成為人民認識自身、認識生活的一個重要途徑，究竟國家認同是如何作用於生活中？「國家認同」又是如何出現的？本文試著分析文本，梳理人民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並找出當代人民認識生活的途徑和影響。

關鍵字：

• 國家認同、主權、國家

篇章目錄：

第一章   國家認同和主權國家概念興起的關聯

        1.1 國家認同的蹤跡

        1.2 國家認同概念的興起

        1.3 小結

第二章   從「無」國家到「有」國家概念的興起

        2.1 清朝世界觀的激變

        2.2 影響台灣的改變

第三章   台灣住民認識生活的途徑

        3.1 貿易的交流—荷蘭、鄭氏、清代

        3.2 醫學的治療—日治

第四章   國家認同對當代的啟示

        4.1 梳理當代認識生活的立足點

        4.2 結語

新醫學與制度

何謂新醫學？

1.         後藤新平來台擔任民政長官之時，面臨的難題其中之一便是台灣島上的傳染病。為了消除這些疾病，後藤提出了「殖民地醫學」的概念，殖民地醫學異於日本醫學，它著重的是研究殖民地的風土氣候，保護日本人在殖民地的活動免受傳染病的威脅，也就是說，殖民地醫學的研究並不是要保護被殖民者的健康，而是為了讓殖民者有更安全的空間來施行它的統治，順便創造出殖民者的文明價值，而為了讓台人認識到這些「新醫學」，後藤將滿清的落後歸咎於學習不了這些新醫學的長處，希望建立台人對於新醫學是文明的概念，提升醫學在台灣傳統社會的地位。

新醫學與制度的作用：

2.         為了達到讓台人認識新醫學的目的，總督府對衛生制度做出了一些改變，首先是整併醫院，將其整合收歸總督府管轄，並且強調熱帶醫學的研究；其次是公醫制度的建立，用醫師代替傳教士，管理生活的各個層面。然而要完成衛生制度的變革達成目的，最根本的是醫學校的建立，透過教育新的台籍醫師，使其角色轉換為將日本文明導入台灣傳統社會的角色。因此，醫學教育的建立，不僅有助於後藤接近成立殖民者優越的文明的目標，更開啟一個管道，讓台人地位有機會與殖民者平起平坐。

3.         新醫學的建立在當時還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隱憂，也就是傳統醫學的阻撓。當時衛生制度被台灣人民視為新政府的暴政，抗拒檢查或瞞病不報的情況一再發生，而總督府認為這是傳統醫學的的無知以及傳統醫生對新醫學的反抗，於是建立一套控管醫師品質的制度，限制傳統醫師的數量，打壓傳統醫學在台灣的地位，形塑了一種圍繞著醫學的階級區分。

由上面三點觀之，後藤新醫學的概念，除了改善台灣疾病的問題外，也打破了日本人對於殖民地文化的自卑感與劣等感，創造出不同歐美國家或中國的殖民者文化價值，而配合著新醫學而被創造出來的制度，對於當時台灣醫學知識的普及以及形塑社會價值的架構有重大的影響。醫學搭配著制度作為治理的手段，無形的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日治二課堂提問

衛生觀念在今時成為我們的生活日常，其來歷為何？

人民健康為什麼會被納入治理考量？

微型權力的巨大影響力

1. 醫學之助於殖民統治，其重點有三：消減統治成本、建立威信、圓滑統治。從消減統治成本來看，初來臺的日本官兵飽受熱帶風土傳染病的折磨，死傷慘重，又初期佔領時反抗不斷，維護治安的花費龐大，總督府可謂人財兩失。要減少成本的方法，唯有靠醫療防止風土傳染病，留下更多人力治理台灣。
2. 從建立威信來看，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人民和統治者。從人民的角度來看，在日本開始實施公共衛生後，生活環境明顯感覺到強烈的對比，政府施政良好的成效，使人民漸漸對原本腐敗無能的官員改觀，漸生認同感，也願意配合國家政策；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原本內地官員將來台灣視為「下放」瘴癘之地，經過生活環境改善的，增進了內地官吏對台灣人的喜愛，提升了統治意識，行為舉止自然收斂改正，原本為台人所不恥的行為消失，官僚的威信自然也增生。
3. 從圓滑統治來看，後藤新平以新醫學的名義將權力關係重新包裝，利用保甲制度監督著人民防疫清潔、保障身體生理，深入人民生活協助行政，將「微型權力」滲透到人民生活每個層面而不覺。又新醫學為近代文明的價值觀，臺籍醫生學習新知識後可能轉而批評家台灣不合理的舊慣，將殖民思想傳遞到民間。就如同文本中提到，後藤新平將醫學視為一種操控機制，作為緩和殖民權力壓制，及再生產殖民者文明價值的作用。
4. 綜上所述，文本中將傳教士視為西方殖民帝國統治的銜接緩和工具，在我看來，日治時期的公醫，就如同西方國家的傳教士，一邊協助人民改善生活，一邊傳遞新知識改變人民思想。就像溫水煮青蛙的道理，將醫學和衛生作為行政系統之一，此種看似無軍事力量的統治政策，卻以「微型權力」的方式，讓特定的規範和價值觀滲透到日常生活，暗中強化支配與服從的關係。而一連串的公共衛生政策使人民生活安定、增進物質上的幸福，人民追求的「生理圓滿」達到滿足，權力的行使被認可，也讓支配得以圓滑順利地進行。

提問反思

老師的提問：日治說與日據說的爭論如何作用於當今臺灣地位的認識與認同？

1. 今日台灣官方提出日據說，其背後隱含的立場即是自居為「中國」，且以中華民國為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而與日據說相對立的是日治說，但在所依據的理由上，主張日治說也未必是支持台灣獨立，而是以台灣島為獨立的歷史舞台，以「日本殖民統治」為事實的客觀命名，但是日治說卻常被劃分為主張台灣獨立。因此我的疑問在於，若日據說純粹是政治意識型態下的產物，那麼爭論日據說和日治說對於認識與認同當今台灣的地位有什麼影響嗎？又從日據說的角度，對於我們認識台灣的史觀會造成什麼影響？又對我們自身的認識與認同有什麼改變？
2. 從日據說推論出的台灣圖像，是將中華民國政府視為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唯一合法繼承權，但此推論的矛盾是，在中國大陸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又該如何解釋？以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或者外交上的處境，明顯看出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隱形高牆處處阻擾，在如此劣勢的情況下，官方提出日據說的意義到底在呢？紙本上的爭論又對台灣的地位歸屬有什麼實質的影響和幫助呢？
3. 官方的版本忽視了學術界正名的日治事實，同時也是忽略了馬關條約的存在，純粹將日本來台視為軍事侵略佔領，那麼日本的鎮壓暴亂會不會變成駭人的大屠殺、日本的文化教育會不會被視為對台灣傳統文化的歧視？史觀勢必影響台灣人認識台灣，而在日治與日據的爭論下，使台人對於台灣的認識經常聚焦在地位歸屬之爭，若是爭論不定，又何來產生固著的認同？

台灣是誰的—日治日據之爭(05114251 陳宥廷)

當我們在描述近幾個世紀中國歷代的政權，可以明顯的知道是宋→元→明→清，然後是中華民國，再來就是現在的中共。可是我們在描述台灣島上歷代的政權時，荷蘭→鄭氏家族→清朝→日本→？，在日本領有台灣的一百二十二年過後，「台灣是誰的」這個問題還盤繞在台灣島上的人民心中，歷經了各個政權的轉移，官方也提出了許多的答案，然而，何以日據日治之爭在現今變得如此重要？

1.         史觀的建立，影響著我們怎麼解讀歷史，我們怎麼認識台灣，而在日本之後，在誰有資格領有台灣以及國共內戰的爆發造成誰才是中國的難題面前，怎麼解讀歷史變得非常重要，因為它影響的是台灣島上的人民如何看待自身，怎麼看待現今政權對於擁有台灣的合法性的宣稱，因此，日據日治之爭其實不是只有字面上解讀的差異，還有對於「台灣是誰的」這件事，嘗試提出回答。

2.         日據日治之爭其實是政權對於自身立場的鞏固而產生的論爭，到底對於日本人在台灣的活動，要視為是軍事上的侵略行為，還是擁有合法性的政權，都會影響到我們如何解決「台灣是誰的」這個問題，若將之視為佔領行為，那台灣自始至終都是中國版圖的一部份；若將之視為根據馬關條約而擁有合法性的政權，那麼在日本走後「台灣即回歸中國領土」這個宣稱並不成立，而這樣的爭論，我們可以從小熊英二的文章中可以得知，日本人在初期對於台灣的統治政策，是處於一個曖昧不明的論爭狀態，而這個論爭狀態到後來變成一個兩者共存的折衷形式而被定型下來，日據日治之爭，在如今的狀態也是如此。

清治台灣

透過史料，我們可見台灣島嶼的固有環境條件為何？

一來可從風土病觀清治時期台灣環境。

瘧疾至1961年仍是台灣最主要的死因，作為台灣一大風土性疾病，瘧疾以「瘴」、「瘴氣」、「瘴癘」等用語被記錄在官方文獻、官兵患病紀錄、及許多個人的開拓經驗中，伴隨對於瘴癘的記述，亦能從中再現台灣當時的環境，尤其是氣候條件，如，山峰起處瘴雲深、經深處多飛蟲、雨帶潮寒、秋霖濕熱交乘、海氣砭肌等；此外瘴癘亦好發於災害之後。

二來，清治時期對於災害的紀錄，除了與台灣氣候高度相關，並且更多地描繪出台灣當時的水土環境，在曹永和<清代台灣之水災與風災>一文中，便可知悉台灣自然條件(地貌、水文、氣候)自今並無大變化：山脈南北縱走且河短流急，雨量豐沛但分布不均，季風與颱風更在島上人們的耕作生活中被深深感到。
即便台灣島嶼上的固有環境條件仍存在，但面對環境挑戰，清治時期與現在則顯見是不同的光景，這是在於治理施為、治理技術的差異，歷史作為人們生活整體的紀錄，之中無疑存在著治理技術的演變。

以下便從三個層面的治理思維認識清治台灣：

一、   大水與田園：清朝版圖中的台灣扮演什麼角色？

本周文本的史料中，未見清朝對於災害的積極預防，清朝對於災況的敘記述，側重於田園、房舍與商船的損失，至於災民死傷狀況多無精確的計量，人民的損失或死傷總伴隨在賑銀的計算中予以紀錄，救災施為中的賑濟施粥也是為著災民不致飢餓流亡，清朝諸多「反流亡」政策旨在預防災荒，預防災荒以致勞動秩序的變動，此外，一連串的防災荒政策圍繞著糧食的分配：如平糴、貸粟，而台灣災後米價的升高，則又影響漳泉福州等地的糧食接濟；加上災後重建原則：「勸農、推行穀物栽培、災後當即復墾、建水力」，顯見災後的賑災與重建，皆是環繞著「 穩定農業生產結構」這個目的而展開，也凸顯了在清朝版圖下，台灣作為大陸邊緣地域的穀倉之角色。

二、   械鬥和造反一起來：從清治時期治理施為可見的主要權力功能為何？

械鬥是衝突在社會中以武力化的形式予以解決，械鬥的分布、中心的轉移與性質的轉變，一來與發展程度密切相關，械鬥隨著開墾而至，開發到哪就械鬥到哪，從械鬥的消失、械鬥中心的移轉順序與開發先後的順序符合可知，並且城市較農村少械鬥，即便有械鬥也多為姓氏與同業團體械鬥，而這兩類械鬥的背景是在宗族、行業具有一定規模的基礎下，隨著發展程度更深社會秩序也愈趨向積累而穩定。

綜觀文本史料中械鬥的起因，可謂無所不包，從中可模糊地勾勒官方治理施為的疆域與效能，史料可知清治時期的台人便愛訴訟，常尋求頭人、族長、衙門解決爭端，衙門作為司法功能機關，若有懸宕的訟案則迫使人民將爭端訴諸武力，再有法規束的土地租佃關係中，個體的租佃關係或抗租行動仍有可能引發械鬥，再者，械鬥也常激起民變，民變得後續往往又是數起械鬥，一旦武力衝突演變成民變，官方對於秩序的限度遭到挑戰，權者治理的力量又會彰顯出來，而官方介入衝突的遏止，多是衝突中的一方聯合官方打擊另一方的局勢，上述的情境中，從秩序層面觀看清朝治台的治理施為，治理主要透過武力和訴訟仲裁作用予社會，即戰爭與和平的功能。

三、   患病的人們：在清治時期台灣，人在治理中的處境為何？

清治時期面臨地方性環境引起的風土病，一直到十九世紀討論台灣氣候與瘴之關係時，雖有人主張透過人為經理消除，但於本周文本中，除見清朝對官兵患病的紀錄、報告外，未有更進一步的治理施為，但值得一提的是，此時期始有傳入相關疾病現象的知識。

面對島民群體感染性的疾病與死亡-傳染病的現象，清朝將其同其他自然災害同列於「災祥」事件，清治時期曾在台灣設置養濟院、普濟堂、留養院，然而這些官設機構只不在於掃除疫病，較傾向於救濟貧病的功能、痲瘋病人的隔離(彰化養濟院)，後陸續設立官醫局、官藥局，性質仍在於貧病者的照顧，而非以全體人口健康問題看待，此時期台灣，總體人口健康的概念與相應的治理配置尚未出現。
待到日治時期，疾病分類政治學、集體健康檢查、防治單位、強制的治療措施等治理施為才在台灣出現，自1906年開始的瘧疾防治工作更促成疾病轉型，使得1916年後風土病瘧疾不再是島上最大的死因，一連串的健康檢查開啟醫學作為治理工具的序幕，人在治理中的語境轉變為人口，此種轉化則離不開治理思維中對勞動力的維護，而作為勞動力的治理視角，清治、日治到現今皆有跡可循，如清治隨著開山而至的軍醫局、日治時期圍繞著樟腦採集地進行的瘧疾防治工作。台灣的疾病與死亡，存在一條關於治理配置的擴張與治理技術的演變的脈絡。

清政府對台之影響

• 清朝將台灣納入版圖後，將官僚制度帶進台灣，台灣首次有了一個較完整的治理體系，雖然這個治理體系無法完全的控制台灣，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在某些方面看見它凸顯作用的地方，以及它對台灣人民的影響。而我將從本周所讀的三個文本分為：天災、社會衝突、疾病三個層面來討論。

1. 天災：清朝歷代的皇帝，都有其對於發生天災時，各層級官員們需依照當時所訂下的規範來進行賑災的制度，其中對奏報和勘災的規範值得注意，災情發生後必須先向上級報備，在層層的傳達上去，其中耗費不少時間，無法立刻針對當時的情況做處理，所以災情的勘查及撫卹百姓都必須仰賴地方官及民間有力人士的判斷及幫助，在這樣的情況下，人民對皇帝的作為沒有感覺，反而是地方官對於開倉及賑銀的申請讓人民覺得感到一絲生機。而台灣特殊的地理位置常常有天然災害的發生，加上又是邊疆之地，所以在台灣的清朝政府在災害的後續處理事宜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2. 社會衝突：清朝時期的台灣社會其實相當動亂不安，除了人民相互以族群、利益做為鬥爭點外，清朝政府的做為其實也有很大的影響，清朝政府有時扮演的角色不是社會秩序的維護者，而是被動的紛爭調解者，利用聯庄和總理制度來防止人民將事情演變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有時也因為稅收制度的改變，影響大租戶、小租戶和佃農的關係，進而影響經濟結構，而變成主動改變社會衝突結構的角色，因此，械鬥雖然看起來與清朝政府無太大干係，但仍不可忽略清朝政府影響台灣社會的重要性。
3. 疾病：來台官員其實都沒有停留太長久的時間，有些是因為任期到了被調回，有些則是因為感染了傳染病而死於任上或回中國養病，而大多數屬於後者，在官員經常輪替之下，對於疾病的防治難以有成效，所以清朝基本上所採取的措施，是照顧病人以及療養的措施，並沒有預防的措施，大多都依賴民間自動自發的治療，在當時技術不完全以及官員對台灣疾病的驚慌害怕，清朝政府無法有效的處理疾病的問題，但也沒有放著不作為。
4. 綜上所述，清朝時期政府在對台的治理上雖然是採取消極的態度，但它還是直接或間接地在影響台灣，而且與人民相互依存，此時台灣雖然逐漸淡出世界舞台，但對內的開墾其實有顯著的成長，讓台灣成為中國的其中一個糧倉，我們不可忽略的是政府在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對台灣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