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台人不以爭取帝國議會代表為達成目的之手段？（05114241林柏志）

馬關條約是不平等條約？（0514241 林柏志）

1. 帝國主義的後起之秀——日本，因征韓論等考量而發起甲午戰爭（清日戰爭）。最後以「馬關條約」作為此戰爭之結局。當我們以現今普世價值——力求和平、譴責戰爭思考時，使得我們對於「不平等條約」之效力的懷疑、無解。但當我們回到當時的時空背景，又會發現這些戰爭、不平等條約又將被視為合理、正當。
2. 「清朝因戰爭被迫簽署馬關條約」，無法成為馬關條約無效之理由。在帝國主義時代下，為了經濟、軍事等目的挑起的侵略並不罕見。從南京條約、凡爾賽條約等媾和條約，戰勝國依據條約接收戰敗國領土之主權，是司空見慣。在當時，各國極力擴張自身領土、利益，國際法亦認為此種情況完全合法、正當。另外，李鴻章在與日本談和期間遭狙擊暗殺，但其認為僅是一場突發狀況，並且接受日方道歉，清朝亦批准了馬關條約。就國際法對於受威脅情況下所簽訂條約，必須是簽訂代表或者批准人受脅迫時，才可否認該條約之效力。李鴻章選擇以此實現停戰、減輕條約要求，而非成為馬關條約失效之原因。因此，不論從武力征戰或者脅迫簽約，皆無法成為馬關條約無效的立論依據。
3. 巴黎非戰條約於1928年簽訂，該公約成為人類史上將「放棄戰爭」作為外交策略。在二戰後戰爭漸被視為非法，違反「正義戰爭論[1]」的一方被稱為侵略者。雖就現今國際法而言，日本為侵略韓國而發起戰爭，違反了正義戰爭論、非戰公約等和平價值。但以「時際國際法[2]、不溯及既往原則」為原則時，傳統國際法對於戰爭目的、條約內容尚未有完善規定，亦可以說在當時的國際環境就是通過奪取領土、爭取貿易利益以富裕母國，成為經濟、政治霸主。因此對發起戰爭、取得勝利、領土變更，在傳統國際法上實屬合法、正確。
4. 筆者認為：以現今公約、價值觀評論以往事件，並不能肯定或否定其對錯，僅能比較出不同時代的趨勢。亦即以現今侵奪他國屬於非法，但並不得以清朝受脅迫為理由而主張該條約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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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起戰爭必須有正當理由，戰爭目的應是達成和平。

[2] 1928年MaxHuber所提出，意指一個法律事實必須依據當時之法律，而非事實發生爭端或解決該爭端後的法律予以評斷。

家庭、宗族之轉變對械鬥之影響(政一B 林柏志 05114241)

依據史料顯示，清朝時期的台灣總計有125次械鬥。我們可將其約略分為五種類型之械鬥——閩粵、漳泉、異姓、同姓、同業。然而，對於「家庭」、「宗族」的產生、成長，是否因此改變了械鬥之模式，又如何促使爭端解決方式的轉變。

筆者認為：家庭、宗族的失能，以及祖籍的忠誠，確立了清領前期械鬥模式、規模。另外，因本土意識興起、家庭功能建立以及宗族型態轉變，使得械鬥模式由祖籍（閩粵、漳泉）轉化為同姓、異姓、同業。

一、18世紀

1.   家庭功能

械鬥，此種社會衝突在福建、廣東早已存在，而為何在台灣更加嚴重？筆者認為：無家庭責任且無宗族束縛的羅漢腳，為促成社會摩擦晉升為社會衝突的重要因素。因其孤身移民至台灣，自身生死不會對家庭產生影響，甚至其在台尚未擁有事業。故家庭之角色、功能並無法牽制械鬥參與者的衝動。

2.   祖籍忠誠

閩粵或漳泉械鬥之所以能以祖籍分派，是漢移民者對於祖籍之忠誠的最佳寫照。同鄉人生存於異鄉，更應互相扶持、照看的觀念，深植漢移民者之心。然而，依據祖籍而「結拜」，使無血緣關係之男人有所連結、依靠，亦無形中推動了「鬥腳手」此種人與人之間相互支援的關係，因此羅漢腳們更容易被動員參與暴力衝突，也更增添社會衝突之可能性。

                                                                                                                            

二、19世紀中葉

1.   本土意識興起

「此處閩粵無分」，這是道光年間立於斗六的立牌。居民立石碑告誡消除「原鄉祖籍」的想法，提醒同為生長於台灣島上的一群人。另外，從宗祀、祭祀公業的建立可視為台灣家鄉意識已超越大陸原鄉意識。換句話說，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等祖籍概念，轉換為台灣人、下港人等本土概念。興建新的祭祀公業、祀堂，取代了衣錦還鄉的返回大陸原鄉概念。新的祭祀組織肯定台灣為其新的根據地、家鄉。

2.   宗族形態成長

在19世紀中葉後，先前孤身移民至台的漢人的後代已成為島上主要的活動人口。因時代更替，不論祭祀公業的大量增加，又或者家業在台的深耕，已讓原先原鄉情節的祭祀公業，發展為在地的血緣組織。宗族之領導者，並不希望每次的衝突皆付諸暴力。若能以和平之手段處理社會衝突，不但能降低財產的損失，更能避免人員的死傷。其不再認為自己僅是台灣島上的一名過客，取而代之的是將台灣視為家鄉、永居地。於是「姓名、宗族」成為19世紀中葉後劃分械鬥雙方的主要依據。

在18世紀時，祭祀公業、宗族的存在對於械鬥之動員更加容易，也僅是移民者對於原鄉的掛念依歸。但在19世紀中葉後，祭祀公業、宗族的成長使得械鬥模式由族群轉為姓氏。也因家庭、宗族的產生、成長，使得械鬥不再是解決社會摩擦的唯一辦法，而是由族長向外以和平之方式談判。

英國與鄭氏政權的貿易關係（政1B 05114241 林柏志）

17世紀初期時，英國除了嚮往與東方進行貿易外，亦希望出口國內蓬勃發展的紡織品。但因資金及武力的不足，使得英國備受排擠、邊緣。17世紀中期時，英國漸漸在東方貿易中展露頭角。1670年，已在印尼萬丹立下根基的英國受邀至台灣貿易的信函，開啟英國與鄭氏的自由貿易。

一、英國扮演之角色

筆者認為：英國對於鄭氏政權所扮演之角色為「軍武輸出國」。其原因主要為來自清朝的軍事壓迫。

面對清朝的征戰，鄭氏政權對於「軍需品」是強烈需求的。而鄭氏政權對於軍武的需求，可從1670年鄭經與英國所簽下非正式通商協議中的「經常派駐兩名砲手為國王服務」等協議中得知。另外1673年發生三藩之亂，英國船隻因搭載軍武而受鄭氏的歡迎。也因鄭經西征之需求，1675年鄭英協定：英國應運銷貨品應有槍、鐵等軍事用品。

二、鄭氏扮演之角色

筆者認為：鄭氏對於英國所扮演之角色為「東亞自由貿易的中繼站」。其原因除了英國為與中國自由貿易外，尚有出口英國本土蓬勃發展的紡織品等貨品，以交易日本黃金、白銀以及台灣鹿皮、砂糖。

英國對於中國自由貿易的尋求，可從英方指揮官Ellis Crisp向萬丹英國商館所報告得知，報告提到：「每日指望清庭合議使者到這裡來。如果合議成功，台灣將是很適當的貿易場所。」1676年由於鄭經西征的成功，英國亦在廈門開設商館，預想中國自由貿易的成功。從英國將台灣商館置於廈門商館之管轄的舉動中，可知曉英國方面對於中國自由貿易的可望、追求。

英國欲以英國本土紡織品、台灣貨品換取日本黃金、白銀、銅。英國公司總部執意透過台灣商館，出售英國紡織品。但日本商情所需並非英國紡織品，而是中國絲綢、東南亞香料以及台灣鹿皮等貨品。除了不符日本商情外，荷蘭駐日商館的排擠以及日本禁教等原因，英國與日本間貿易也並不順利。英國公司總部對日本貿易的失敗並不放棄，除了希望透過鄭經對日本的周旋，亦希望以東亞貿易網絡開啟日本貿易。然而英國透過來自萬丹的香料（黑胡椒）等貨品，尚可維持對日的基本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