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宗族之轉變對械鬥之影響(政一B 林柏志 05114241)

依據史料顯示，清朝時期的台灣總計有125次械鬥。我們可將其約略分為五種類型之械鬥——閩粵、漳泉、異姓、同姓、同業。然而，對於「家庭」、「宗族」的產生、成長，是否因此改變了械鬥之模式，又如何促使爭端解決方式的轉變。

筆者認為：家庭、宗族的失能，以及祖籍的忠誠，確立了清領前期械鬥模式、規模。另外，因本土意識興起、家庭功能建立以及宗族型態轉變，使得械鬥模式由祖籍（閩粵、漳泉）轉化為同姓、異姓、同業。

一、18世紀

1.   家庭功能

械鬥，此種社會衝突在福建、廣東早已存在，而為何在台灣更加嚴重？筆者認為：無家庭責任且無宗族束縛的羅漢腳，為促成社會摩擦晉升為社會衝突的重要因素。因其孤身移民至台灣，自身生死不會對家庭產生影響，甚至其在台尚未擁有事業。故家庭之角色、功能並無法牽制械鬥參與者的衝動。

2.   祖籍忠誠

閩粵或漳泉械鬥之所以能以祖籍分派，是漢移民者對於祖籍之忠誠的最佳寫照。同鄉人生存於異鄉，更應互相扶持、照看的觀念，深植漢移民者之心。然而，依據祖籍而「結拜」，使無血緣關係之男人有所連結、依靠，亦無形中推動了「鬥腳手」此種人與人之間相互支援的關係，因此羅漢腳們更容易被動員參與暴力衝突，也更增添社會衝突之可能性。

                                                                                                                            

二、19世紀中葉

1.   本土意識興起

「此處閩粵無分」，這是道光年間立於斗六的立牌。居民立石碑告誡消除「原鄉祖籍」的想法，提醒同為生長於台灣島上的一群人。另外，從宗祀、祭祀公業的建立可視為台灣家鄉意識已超越大陸原鄉意識。換句話說，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等祖籍概念，轉換為台灣人、下港人等本土概念。興建新的祭祀公業、祀堂，取代了衣錦還鄉的返回大陸原鄉概念。新的祭祀組織肯定台灣為其新的根據地、家鄉。

2.   宗族形態成長

在19世紀中葉後，先前孤身移民至台的漢人的後代已成為島上主要的活動人口。因時代更替，不論祭祀公業的大量增加，又或者家業在台的深耕，已讓原先原鄉情節的祭祀公業，發展為在地的血緣組織。宗族之領導者，並不希望每次的衝突皆付諸暴力。若能以和平之手段處理社會衝突，不但能降低財產的損失，更能避免人員的死傷。其不再認為自己僅是台灣島上的一名過客，取而代之的是將台灣視為家鄉、永居地。於是「姓名、宗族」成為19世紀中葉後劃分械鬥雙方的主要依據。

在18世紀時，祭祀公業、宗族的存在對於械鬥之動員更加容易，也僅是移民者對於原鄉的掛念依歸。但在19世紀中葉後，祭祀公業、宗族的成長使得械鬥模式由族群轉為姓氏。也因家庭、宗族的產生、成長，使得械鬥不再是解決社會摩擦的唯一辦法，而是由族長向外以和平之方式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