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演講稿

中華民國總統談判前演說稿

各位友邦的代表與貴賓、各國駐台使節及代表、現場的好朋友，全體國人同胞，

大家早安，大家好：

本人在此，必須向大家說明一項令世界各國都感到不安的局勢──１９５３年南韓與北韓的停戰協定已遭到撕毀。北緯３８度線已守不住東亞的和平與安定，第二次朝鮮半島的戰爭即將開始。

在這東亞與太平洋的動盪之際，各國都已經有所行動：美國與日本於日本海、東海等周圍海域進行聯合軍演、美國也與菲律賓於巴士海峽進行島嶼防衛的聯合軍演，甚至對岸的中國也迅速地進行第一及第二島鏈突破的軍事演練。朝鮮半島的戰爭，雖看似是兩韓的衝突，但其背後所隱含的勢力對抗，以及對台灣造成威脅的可能性，是各位國人同胞所不得不明白的。

由於這些激烈的軍演競賽，使得東亞的局勢愈加緊張。而美國認為我方與中國之間曖昧不明的國家問題，將加劇東亞局勢的緊繃，甚至可能引發額外的衝突，因此美國總統為降低東亞與太平洋區域的不安定因素，避免戰區擴大，昨日致電總統府，強烈要求我方即刻與中國達成統一的談判，解決長久以來不明確的兩岸關係。總統府與行政院也已召開緊急會議，並商討因應方法。

過去幾十年來，面對中國在國際場域上的崛起，我們相對常常受到欺壓，在國際賽事上，我們的國旗不被允許出現；在國際中，我們既不是中華民國也不是台灣；在國際組織中，我們不被邀請，不能分配到一個主權國家應當所享有的權利與資源；國際外交上，許多國家對我們的處境冷眼旁觀，這透露這個我們稱之為中華民國的國家的真實處境，國際對我們作為主權國家的否定總牽動國人同胞憤怒甚至於絕望的集體感受，然而我們卻無法作為。因此，我們轉而誇耀自由、民主，我們的政治生活對這些價值是依賴與自信的。

於是今天，面臨他國對兩岸統一談判的要求，我想要對全體同胞說白的是：比起建立一個正常的獨立主權國家，我們之所以抗拒統一的原因，乃在於對於民主、自由的喜愛。

而民主的政治生活何以如此討人喜愛？因為在民主的政體下，台灣人民嚐到了那些描寫人類生活理想的宣言的豐厚美果，如「人生而自由平等」在政治生活中可能的實踐模式，民主政體告訴人們，身而為人是自由平等且「天生享有政治參與的權利」。此外，我們能在遭受不合理的對待、不合法的侵害時，得以尋求權利的救濟，以及享有「國民主權」等憲政秩序價值。民主的實踐，還使人們可以享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各類被明文保障的的基本權利，使我們能安心地在政治生活中高談闊論，這是我們一直以來引以為傲並推崇的生活方式。

尤其我們誇耀，台灣是沒有流血的民主化。

從中國曾對西藏、新疆、內蒙古等地的獨立意識相關主張進行武力鎮壓的強硬，可見我們每一個改變現況的決定，都有可能牽動戰爭的導火線，這也是為什麼我國在許多年來，不僅不再高喊反攻大陸，也不曾宣示台灣獨立，而是積極的維護台海和平；各黨各派無論維持現狀、一中各表，豈不都是來自對於流血戰爭的避免？

長期以來，我們都不願意破壞區域和平、恐怕也不願意因國家流下鮮血、甚至無法想像我們的同胞與家園深陷戰爭的泥淖之中。因此，我們不能貿然地拒絕美國所邀約的統一談判、更不能逕自地宣布台灣獨立建國。

這幫助釐清了我們在兩岸統獨難題中的最高目標──維持目前的生活方式，即民主的政治生活；因此本人在此，必須沉重地向各位國人同胞宣布：我決定進行美國總統所提出的兩岸統一談判。

各位國人同胞，願流血、戰爭是我們最逼不得已的選項，正如前所述，宣布獨立勢必引發戰爭，而比起建國我們向來更看重民主的政治生活！所以，我將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分與中國領導人，會同美國總統及各方代表進行兩岸統一的談判。堅持維繫民主政治生活，將會是我方在此次談判中的底線。為確保此一目標的達成，統一的必要條件是雙方共同制定並遵循維護台灣權益的《臺灣基本法》，一旦談判成功，台灣將在此法的保障下與中國達成統一。

《台灣基本法》將要保障我們的高度自治權，我們將得以選舉自己的行政首長、選舉組成議會、以及擁有臺灣獨自的司法體系，並限制中國中央軍事力量及國家刑罰的全面進入，意竊最重要的是立基公民參政權的保障。

也許，有人會質疑統一是與民主背道而馳的，的確即便有了《臺灣基本法》，中國的遵循與否更是一大未知，我因此再次強調：願流血、戰爭是我們達成目標最逼不得已的選項。倘若談判破裂，為維繫民主政治生活，即便面臨中國武力鎮壓的威脅，也將不惜犧牲一切代價，走向維繫自由、民主的獨立建國之路。

• 問答

1. 尼莫組 劉書旋記者問：如果中國違背《臺灣基本法》的內容，我們該如何確保臺灣獨立？答：對於這個問題，行政院長鄭婷之回答時對於問題的敘述仍有疑惑，但如果記者的疑慮是害怕中國只是口頭答應，實際上卻未遵守《臺灣基本法》的內容的話，那我們會為了維護自由民主的生活而對抗中國，甚至為獨立而戰鬥也在所不惜。
2. 文雄組 耿正記者提問：假如談判破裂，我們如何說服人民為了獨立而戰，我們守護的價值是甚麼？答：我們想要守護的價值，是我們現在的政治生活樣貌，這也是在我們接受美國提出的統一談判之後，亟欲向世界各國證明的價值，假如中國不願意接受，那我們將不惜一戰，獨立建國只是為了爭取維持政治生活樣貌價值所順帶達成的效果而已。 參謀總長留。

文學作為理解歷史真實的題材

（一）民族主義與鄉土文學論戰

戰後到1970年代

       1965年­­­—亦即《臺文》創刊的第二年，葉石濤在〈台灣的鄉土文學〉文中用「（本省的或台灣的）鄉土文學」一詞來指稱從日治時期到光復後當時所有的「本省作家」創作的新文學。60年代中期以後，許多本省籍作家（鍾理和、鍾肇政、較年輕的笠詩人們)即稱自己甚至日本殖民的台灣作家(賴和、楊逵、吳濁流、葉石濤）的文學作品為「台灣的鄉土文學」。

       70年代以前，戰後的第一、二代小說家的寫作特色是以明朗平易的文字寫作，專注於自己熟悉的、生活周遭的題材，發展出樸實、平淡的風格。蕭阿勤認為此時期的文學內容無意識形態的特殊關懷，甚至是疏離社會政治；鍾肇政認為，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具有反抗強權、熱愛土地與同胞的鄉土文學精神。(P.101~103)

1970年代

       戰後第三代的本省籍作家（陳映真、黃春明等）的文學作品因「鄉土回歸」潮流大受重視和歡迎，葉石濤認為這「是台灣作家三十多年來最壯大的一次覺醒，將帶領台灣作家走上最正確的三民主義文學的創造路線上!」（1978年11月，訪問）。並指出與第一代作家的不同在於「關懷的是本地現實生活的各層面，而不是過去統治者的亡靈，他們反對經濟侵略和新殖民主義，他們是一群堅定的民族主義者」。更在80年代初回顧時，指出70年代的鄉土文學「已經不是老調的鄉土文學」、「較能從整個中國的命運來思考臺灣文學」。

       蕭阿勤認為，此時期建構鄉土文學文化記憶的參考架構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與70年代初政治局勢變動（保釣運動）之後出現的政治改革關懷與文學民族性、社會性要求中的文化記憶參考架構沒有太大的不同。（P.110~111）

●1977~1978的鄉土文學論戰：

        對當時國民黨政府與許多抱持強烈反共態度的作家和批評家而言，鄉土文學發展，無異是中國五四運動之後「左翼的社會寫實主義文學」的復起，與毛澤東提倡的「工農兵文學」近似，並具有明顯的地域色彩。因此鄉土文學論戰—包括國民黨主導召開的「全國文藝會談」—大致上在譴責其左傾的、工農兵文學的、地域性的色彩。

1980年代

        《笠》和《臺文》兩個作家群逐漸以「本土文學」—進而以「台灣文學」—取代「鄉土文學」的稱呼，此時期的「臺灣文學」發展致力於「去中國化」，「臺灣人」被建構為歷史上殘暴統治的受害者以及被中國拋棄的孤兒，而臺灣文學則被定義為反映臺灣人的經驗與感受、具有入世精神、抵抗意識與「本土化」目標。而70年代的鄉土文學也被這種「臺灣民族主義意識」重新定位成臺灣意識的成熟，陳映真則因中國民族主義意識成為批判對象，這時期也開始將鄉土文學現象和政治運動相提並論。葉石濤也明顯改變他在80年代初之前的政治態度與民族/國家認同，宣稱「鄉土文學論戰本來就是台灣人整取自由、民主運動冰山的一角而已」。

       蕭阿勤指出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和80年代初黨外人士挑戰國民黨統治的激進行動—包括宣揚具有民族主義特質的「臺灣意識」，催發了《笠》與《臺文》成員反國民黨的政治意識與行動。（P.113~117）

1990年代

       此時期的臺灣文學更進一步的「民族化」，亦即一方面將台灣文學的原起溯至數千年前的原住民神話、傳說等，詮釋為具有多源族群源頭的一個文學傳統；一方面則將整個台灣現代文學發展詮釋成臺灣（本省）作家藉著作品來關懷、尋求、確認獨特的台灣民族/國家認同的過程。臺灣文學被賦予一種民族的性格，被再現為一個獨特的「臺灣民族」的文學傳統，建構出「臺灣民族文學」的概念。而兩群作家更將1963年《笠》與《臺文》的創立代表具有反國民黨統治與反中國民族主義的臺灣意識之明白確立。但在1993~1995年「統獨之爭」後，原本被詮釋為臺灣民族主義發展與內化一部份的70年代鄉土文學被「排除」在文學發展之外，視為全由中國主義者進行的活動。葉石濤甚至在90年代末發表評論時，忽略當年自己真實的立場，稱70年代的鄉土文學為「中國的民族主義，與以臺灣為主體的意識完全無關。因此，並沒有成為臺灣人參與的活動，主要主導者為海內外外省族群的菁英們」。

       蕭阿勤認為，《笠》與《臺文》成員的民族/國家認同的轉變與上述對臺灣文學發展經驗的特殊再現方式與過程是同步、分不開的。（P.117~120）

（二）集體記憶建構的目的：形塑認同     

       所謂認同，是人們努力了解他們的處境並做出反應的產物，是人的創造物，而認同的建構則是一種不斷進行的詮釋行動；所謂記憶，是回憶過去經驗的某些印象，而這些過去的經驗對心靈產生了某些影響。記憶是人們自我認同的形成的核心元素，而記憶和認同都是不斷進化的「過程」。

       而「集體記憶」涉及的是一群人維持、發展、傳遞他們對「過去」經驗的共同印象之能力、過程、結果、影響。也就是透過某些象徵資源「再現」自己對過去的認知並影響著「現在」，「集體認同」即是受此種再現的情境影響之反應物，因此，「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是互相建構和限制的。

       蕭阿勤於是在文本中稱《笠》與《臺文》成員在不同年代對臺灣的文學發展特殊的意義化與象徵化，是使用特殊的「再現」方式與特定的認同聯繫起來，成為建構臺灣人與台灣民族認同所依賴的象徵資源。

（三）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在文本的摘要，作者認為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作為一種認識過去的方式，往往受限於某種特殊的歷史演化論與目的論，因而經常忽略實際的歷史過程，又在文本的結論質問，「在探索針對民族/國家認同的議題時，與自己所屬社會的當代政治社群建構的恰當關係是甚麼？」。

       在蕭阿勤的論述中，民族主義者經常有意無意地忽略實際的歷史過程，而在民族主義的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的政治和文化中，我們只能選擇加入否則就被排除，正因為足以擁有團結人群的強大力量，因此也能夠消滅和壓制異己記憶，並將異己的認同污名化。就如同陳映真在70年代被稱為進步的戰後第三代小說家，卻在80年代被批評為外省的中國民族主義文學作家，他的文學作品並沒有改變，變的是那些賦予在他的文學上的象徵意義。

       不只是民族主義者的別有居心，蕭阿勤也指出90年代官方與文學的互動，明顯的民族主義者參與官方的文化活動與決策，也獲得官方的認可、宣傳與揄揚，甚至官方撥款補助出版、頒獎、參政。與官方相同立場的文學意識，似乎成了某種「文學正確」，躍升為文學界的主流並擁有強大的言語力量能壓制不同的意識文學。

       依照蕭阿勤的敘述，上述兩者皆讓文學失去原本的真實樣貌，那麼，我們該與這樣的文學保持怎麼樣的關係呢？又我們到底該怎麼認識過去呢？

◆（我將於課堂口述自己認為該怎麼認識過去。現實感、看影片、問長輩等）

從個人資產化為國家資本的土地

1. 從《由鄉莊社會到現代社會》此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土地由宗族佔領取得並代代相承，經過朝代演變，國家的角色興起後，成為「個人」經由買賣取得，土地歸屬明確且單一化。為什麼會有如此轉變呢？文本言明由於國家法制發展需求，面對糾紛時的是非判定需要有明確的依據，但，過去土地歸屬不明確時出現的糾紛也是可以解決的。
2. 那麼，我們為什麼需要「土地歸屬明確且單一化」呢？在鄉莊社會中的世界，佃農依附在地主之下，似乎自成一個和諧的生產分配模式，人民重要的生活來源—土地，食衣住行一切的基礎—都掌握在地主的手中。國民政府初來台時即是如此的社會結構，但是作為一個欲統治這塊「土地」的政府，欲在這塊土地上有所作為時，瞭解土地的情況才能好好地運用、治理土地。因此，首先得把地主佃農的堅固結構破壞掉，土地不應該屬於地主，而是屬於國家。
3. 土地改革的作用，是土地從個人資產化為國家資本的轉變點，國家利用土地改革建構出新的一套社會結構，人民同樣在土地上生活著，同樣要在獲益時繳交稅物，但繳交的對象不是地主而是政府，人民不再依附於地主之下，但卻轉為依附在政府底下。土地改革「土地歸屬明確且單一化」之目的，在我看來，是為了破除舊有的社會結構，建構新的一套屬於政府的運作體系。

學期報告初稿

題目：

• 為何國家認同成為一地住民認識生活的重要途徑—以台灣經驗為例

論題：

• 國家認同的概念是從何而起？ 為什麼可以成為我們認識生活的途徑？ 又擁有國家認同對我們的生活產生什麼作用？

摘要：

• 「國家認同」並非由人民生活中一點一滴累積出現的概念，而是從某個階段開始出現。國家認同卻成為人民認識自身、認識生活的一個重要途徑，究竟國家認同是如何作用於生活中？「國家認同」又是如何出現的？本文試著分析文本，梳理人民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並找出當代人民認識生活的途徑和影響。

關鍵字：

• 國家認同、主權、國家

篇章目錄：

第一章   國家認同和主權國家概念興起的關聯

        1.1 國家認同的蹤跡

        1.2 國家認同概念的興起

        1.3 小結

第二章   從「無」國家到「有」國家概念的興起

        2.1 清朝世界觀的激變

        2.2 影響台灣的改變

第三章   台灣住民認識生活的途徑

        3.1 貿易的交流—荷蘭、鄭氏、清代

        3.2 醫學的治療—日治

第四章   國家認同對當代的啟示

        4.1 梳理當代認識生活的立足點

        4.2 結語

微型權力的巨大影響力

1. 醫學之助於殖民統治，其重點有三：消減統治成本、建立威信、圓滑統治。從消減統治成本來看，初來臺的日本官兵飽受熱帶風土傳染病的折磨，死傷慘重，又初期佔領時反抗不斷，維護治安的花費龐大，總督府可謂人財兩失。要減少成本的方法，唯有靠醫療防止風土傳染病，留下更多人力治理台灣。
2. 從建立威信來看，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人民和統治者。從人民的角度來看，在日本開始實施公共衛生後，生活環境明顯感覺到強烈的對比，政府施政良好的成效，使人民漸漸對原本腐敗無能的官員改觀，漸生認同感，也願意配合國家政策；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原本內地官員將來台灣視為「下放」瘴癘之地，經過生活環境改善的，增進了內地官吏對台灣人的喜愛，提升了統治意識，行為舉止自然收斂改正，原本為台人所不恥的行為消失，官僚的威信自然也增生。
3. 從圓滑統治來看，後藤新平以新醫學的名義將權力關係重新包裝，利用保甲制度監督著人民防疫清潔、保障身體生理，深入人民生活協助行政，將「微型權力」滲透到人民生活每個層面而不覺。又新醫學為近代文明的價值觀，臺籍醫生學習新知識後可能轉而批評家台灣不合理的舊慣，將殖民思想傳遞到民間。就如同文本中提到，後藤新平將醫學視為一種操控機制，作為緩和殖民權力壓制，及再生產殖民者文明價值的作用。
4. 綜上所述，文本中將傳教士視為西方殖民帝國統治的銜接緩和工具，在我看來，日治時期的公醫，就如同西方國家的傳教士，一邊協助人民改善生活，一邊傳遞新知識改變人民思想。就像溫水煮青蛙的道理，將醫學和衛生作為行政系統之一，此種看似無軍事力量的統治政策，卻以「微型權力」的方式，讓特定的規範和價值觀滲透到日常生活，暗中強化支配與服從的關係。而一連串的公共衛生政策使人民生活安定、增進物質上的幸福，人民追求的「生理圓滿」達到滿足，權力的行使被認可，也讓支配得以圓滑順利地進行。

提問反思

老師的提問：日治說與日據說的爭論如何作用於當今臺灣地位的認識與認同？

1. 今日台灣官方提出日據說，其背後隱含的立場即是自居為「中國」，且以中華民國為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而與日據說相對立的是日治說，但在所依據的理由上，主張日治說也未必是支持台灣獨立，而是以台灣島為獨立的歷史舞台，以「日本殖民統治」為事實的客觀命名，但是日治說卻常被劃分為主張台灣獨立。因此我的疑問在於，若日據說純粹是政治意識型態下的產物，那麼爭論日據說和日治說對於認識與認同當今台灣的地位有什麼影響嗎？又從日據說的角度，對於我們認識台灣的史觀會造成什麼影響？又對我們自身的認識與認同有什麼改變？
2. 從日據說推論出的台灣圖像，是將中華民國政府視為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唯一合法繼承權，但此推論的矛盾是，在中國大陸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又該如何解釋？以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或者外交上的處境，明顯看出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隱形高牆處處阻擾，在如此劣勢的情況下，官方提出日據說的意義到底在呢？紙本上的爭論又對台灣的地位歸屬有什麼實質的影響和幫助呢？
3. 官方的版本忽視了學術界正名的日治事實，同時也是忽略了馬關條約的存在，純粹將日本來台視為軍事侵略佔領，那麼日本的鎮壓暴亂會不會變成駭人的大屠殺、日本的文化教育會不會被視為對台灣傳統文化的歧視？史觀勢必影響台灣人認識台灣，而在日治與日據的爭論下，使台人對於台灣的認識經常聚焦在地位歸屬之爭，若是爭論不定，又何來產生固著的認同？

康熙治理思維對台灣的影響

前提

• 康熙當初接收台灣，是為了避免台灣再次成為海盜、倭寇的聚集地，因此對台灣採消極治理的態度，這是從文本我們可以看到的，那為什麼台灣在康熙眼中會完全沒有可接收的價值呢？而消極治理又對台灣造成什麼影響？

治理思維

1. 我認為，在中國皇帝制度下，實行的是「朝貢貿易」—想和中國貿易的國家得派使者前往中國。這可能導致康熙對台灣優越的地理位置特性不以為然，因為他不需要在意航海及航線問題，那麼在康熙眼中，台灣就只是一塊民智未開的瘴癘之地，是塊燙手山芋，最終採取消極治理的決定。
2. 在清朝統治的期間，台灣也確實消失在國際貿易的舞台中，轉運站的地位不復存在。這時的台灣只是中國大陸的附屬糧食生產基地。而在此治理思維下，我結論出兩大點，一是清朝政府對台的治理效果如何，二是對於清朝治理情形的個人想法。

一、治理效果

1. 從《清代台灣之水災與風災》可知，雖然清廷有補助災民銀兩的措施，但災後重建，小至私人田園房舍，大至公共設施，也多由民間自行修復。而水利部分也提到，許多埤圳的修築經營，也多是人民主動。
2. 在《械鬥和清朝台灣社會》也提到，因為官員的疏率和無能縱容，使社會衝突更有空間展開，甚至有時來臺班兵就是社會亂源之一。在清領後期的台灣，社會衝突減少，也是仰賴「總理」和族長的處理，來臺官兵實際上並無有效的政治施為。
3. 綜上所述，消極的政策和班兵制度，對臺的治理效果不彰，皆可從文本證明。

二、個人想法

1. 對於清朝治理時期的台灣，縱使清朝在台灣有設立行政區、派駐地方官等治理施為，但卻沒發揮實際治理效果。政府的只有在事件發生後才有作為（例如民變後增設行政區加強管制、災後賑災卻不增強防治），我認為這形似一種無政府狀態（意為沒有管理，混亂與失序。與無政府主義無關）。這種無政府狀態下，人民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爭取自己所期望的生活，而械鬥的原因即為此。
2. 霍布斯闡述的自然狀態—人類生活若沒有政治秩序和法律，將會是「孤獨、貧困、骯髒、野蠻，和短視的」。沒有政治秩序和法律，我們將生活在自然狀態下，每個人都有無限的自然自由，包括「所有事物的權利」，從而可自由掠奪、強姦和謀殺，將有無止境的「一切對一切的戰爭」。而在這樣的狀態下，人民需要絕對服從某一絕對的權力，以換取安全，這個權力就是君主。
3. 中國的君主專制似乎符合霍布斯的要求—需要絕對服從的絕對權力，但從台灣實際狀況來看，當時人民願意服從的，是士紳推舉的「總理」，或是宗族中聲望高的「族長」，而這種具有正當性的政治角色，卻不具有強制力或者絕對權力，他們充其量只能算是溝通的橋樑、公正的第三方仲裁者。
4. 清領時期的台灣，不存在具有強制力的政治秩序和法律，是否能稱其為無政府的例子？
5. 當時社會狀態雖然混亂，卻亂中有序，發展出許多成文或不成文的制衡，視為發自於人民的「政治力量」，那麼無政府主義者嚮往人民自治的和平社會真的能成真嗎？

鄭治治理施為問題討論

1.為什麼鄭成功必須跨海佔領台灣?

    鄭成功必須佔領台灣的原因有二。

        一是經濟條件驅使—廣廈一帶據地狹長，土地不足供其發展更大、更廣的勢力，且沿海居民依仰賴海洋生活，若失去海洋則民不聊生。

        二是地理條件—廣廈的狹長據地，若是被清廷攻陷任一點，即可能破壞據地的連結，導致據地情況難以掌握。

        以上兩個原因促使鄭成功離開中國大陸，而鄭成功需要的是一個土地空間廣大的海島，足以供其發展龐大勢力，也符合移民生存條件。而台灣正位於鄭氏海上勢力範圍，也是漢人不陌生的地域，鄭成功一方面能保住並繼續維持海上王國，一方面移民也良好適應社會，因此台灣自然是鄭成功心中首選。

2.又如何及為什麼必須進行什麼樣的屯墾?

—如何?

        鄭成功甫抵達台灣即進行土地調查，確認土地所有權後，將剩下的「王田」全部收歸成「官田」，賦予隨鄭氏來臺的官兵將領耕種，即所謂的「軍屯」。平時官兵將領耕種，生產自己食用的糧食，農閒時則練兵，達到「寓兵於農」的效果。

—為什麼?

        鄭氏初來臺時，在臺漢人的耕種技術不高，耕種人數也不多，因為不足供應大批遷移的軍民食用。而要解決重要的糧食問題，最快的方法即是讓官兵們自給自足。

3.從中可歸納出哪些治理的必要步驟及其緣由?

        治理的首要方向就是要安定民心、安定社會。必要步驟有三：土地調查、水利設施、教育。

        進行土地調查，既是確認土地所有權並進行賦稅，也是能將無主地收歸國有進行建設，而人民有確切的擁有土地後，即能安定的生活、成家立業。

        而漢人農業社會最注重的即是灌溉，水源即是最珍貴的資源，水利設施可以確保農民一年四季都有足夠的水灌溉，也能避免農民爭奪水源彼此鬥爭。

        進行教育能提高識字率啟迪民智，也不失為統治者的手段，使人民更能理解政策並配合，提高施政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