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4日 星期日

一九九零年代下李登輝的角色

壹、必須廢除的臨時條款

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宣告終止實施長達四十三年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臨時條款給予總統緊急處分權、延長總統的任期,擴大了總統的權力,許多學者認為,李登輝廢除了臨時條款,是在展現他想要落實民主政治的決心,這是台灣邁向民主的第一步。然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之所以成立,是因為國共當時的對立,國民黨為了消滅共產黨所訂定出一套凌駕於當時憲法之上的條款。解嚴之後的李登輝之所以廢除了臨時條款,並不是想要落實民主政治,而是自知國民黨已回不去大陸,已經不存在要消滅共產黨的理由,不能在用臨時條款來做為延續台灣統治正當性的手段,企圖打破當時國民黨內還存有的反攻大陸的想像,所以廢除臨時條款是必要的,不能說是為了民主而廢除臨時條款。

貳、 統一與獨立之外的第三條路

對於李登輝來說,既不能回歸大陸,也不能接受當時民進黨台獨的主張,那麼他只好自己找出第三條路,也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在當時的國際情勢下,美國對台灣採取曖昧不明的態度,中共也在一旁蠢蠢欲動,李登輝決定放棄進行一個中國的競賽,要以分裂國家的模式在國際社會上求生存。如此一來,又將兩岸的難題丟向了國際社會,各國要做的不是承認誰才是中國,而是選擇要不要承認這個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我認為,李登輝其實丟出了問題但也幫國際社會解決了問題,對於各國來說,它們可以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但可以同時宣稱中華民國政府不是中國,不直接挑戰中共一個中國的底線,保留轉圜的空間。「中華民國在台灣」這一個概念,在一九九一年後將近二十六年的時間內都不曾變動,甚至變成政治場域常見的口號,給予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生存的空間。

參、 政治人物的評價

依照前面的兩點,我們該怎麼看待李登輝在一九九零年代的角色?陳儀深認為一九九一年前後台灣民主轉型的成績都該歸功於李登輝卓越的領導;吳乃德則認為李登輝執政時期不是台灣民主化的關鍵,他只不過在體制改革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他們兩個對於李登輝的評價有所衝突,但我們也不能就此宣稱他們的評價過於片面。李登輝不能算是民主化的功臣,但作為民主體制改革的關鍵人物,他有一定的份量,對於兩岸關係以及國際事務的處理,也足以讓他擁有正面的評價。但是,為什麼我們需要這些評價呢?給予高度正面的評價,會被認為是在造神;過度的貶低,會被認為不夠全面,評價有可能是中立的嗎?我們透過評價來認識我們所不知道的人物,但它是否真實,只能依靠我們自己去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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