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萃組－總統記者會新聞稿

說明局勢與義務:

中華民國的國人同胞們，大家早!接下來我將會發表關於我國未來發展的重大走向，希望各位能夠先將宗教、階級、種族、黨派等意識形態對立暫時擱置在一旁，我並不奢求人人都能認同我與支持我的主張，但我期許諸位在冷靜的理性分析後，能夠明白我、相信我、支持我做出的決策。

    在過去幾周之內，北韓的金正恩當局不斷的藉由試射飛彈，以及測試核武來挑釁南韓政府和聯合國的敏感神經，整個朝鮮半島的火藥味愈發濃厚，目前的東亞局勢非常緊張，隨時都可能開戰，兩韓關係的惡化已遠遠超出國際社會的預想。

    過去的韓戰曾經在冷戰結構之下，牽動了全球的整體戰略、經濟同盟的對立，我國由於堅信民主、自由等立國之價值，因此選擇親近了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陣營，來對抗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最終不論是哪方都沒獲得真正的勝利，美方與蘇方皆付出高額代價來解決失控的局面。回顧兩韓、兩德、兩中的分裂史，毫無疑義的都是在意識形態鬥爭之下的產物，看似是為了捍衛各自價值，實則價值皆為人所創造與操弄，受難的永遠都是我們這些為強權所控制的魁儡，為美蘇進行所謂的代理人戰爭。

    把目光轉回即將發生的下一次韓戰，面對混亂的國際局勢，我們必須因應狀況作出調整，不能坐以待斃，由於政治條件的不成熟，在過去的兩岸關係政策上，我國只能暫時以維持現狀來迴避可能因統獨之爭造成的內耗問題，但現在我們不再處於被動狀態了，台灣人的路要由台灣人自己作主，肩負2300萬人民託付的我必須引領國人走向更值得的未來。

    對於台灣態度的消極，以及不再重視我國的存在對於西方世界的戰略地位，甚至在之後還可能將我們當作中國與美方談判籌碼，受夠了在強國間卑微地乞求生存的屈辱。在中央政府多次與各界研討之後，我們決定將要以堅守中華民國立國之價值與保護人民生活不變的前提下，於我們籌碼、政治高度尚在之時，立刻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展開合作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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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六點堅持將是我們所要捍衛的:

一、在一國兩制前提下，除外交權收歸聯合中央政府外，其他皆由台灣政府自治。

二、保留台灣軍隊，以防中共片面毀約。

三、保障台灣優勢產業領域，使台灣企業不受鉅額陸資的惡意併購、吞噬。

四、台灣政治、經濟體制上維持現狀，維持自由與民主。

五、台灣不向中央交稅。

六、聯合中央政府須為台灣保留一定比例的人大代表和高級政務官席次，參與監督中央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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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絕不會違反台灣人民的意志，絕不會拿任何人的權益來換任何人的政治籌碼，希望各位能夠理解到我之所以會做出合作談判的決策，是因為不忍台灣人民的性命白白犧牲，台灣人民的性命是為了更好的經濟與生活存在，希冀我國人民能愛好和平、珍惜生命，開展未來。

過去四十年來，我們台灣人一直為統獨議題所綁架，使得我們的發展停滯不前，永遠都只能看美中蘇等霸權臉色，並且作為他們角力的籌碼，如今該是讓我們台灣人決定自身未來之時了！不管是統是獨都不會撼動台灣人的特殊性，我們是自由的、民主的。

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談判的當下，我們也正在走向一個過去從未走過的道路，我們正在創造一段為後世所景仰的歷史，在主動選擇拋棄過往的歧見與仇恨後，我們將一同攜手向前，打造屬於中華民族的黃金年代。

台灣人堅忍不拔的生存精神:

所以，於這樣的情勢之下──我們選擇相互合作，這是能維護全國人民生命、財產與和平的最佳方案。

回顧台灣島史，無論是在島上移植生活的原住民族，還是於大陸沿海無法生活而渡海來台的先民，都曾冒著生命危險在這片瘴癘之島上，篳路藍縷地開拓這片土地，將他們的未來和期許寄託在這個小小的海島上。

於這漫長的４００年之中，臺灣人所面臨的並不是永遠的一帆風順──我相信各位都知道這一點。一路走來，經歷了荷治、鄭氏、清治、日治和戰後至今的中華民國時期，無論遭遇怎樣的困境，無論面臨再大的艱辛，我們都為了生存不斷地奮鬥、從未放棄；我們流下的鮮血與汗水，才能一點一滴地累積起來，開創了如今的寶島榮景──倘若我們因面臨挑戰而屈服了，那麼我們的生存便不復存在；而至今建立的一切，包含我們引以為傲的民主、自由，也都不會出現在我們的生命中。

如果我們選擇獨立，即使我們捍衛了獨立的信念，但隨之而來的──便是面臨被美方背棄而發生的國際孤立情勢，同時也逃避不了被迫武力統一的、烽火連天的鮮血衝突。

並不是說「信念」就是不重要的，而是相較於「信念」，「生存」更為重要。若是無法生存，談何信念？如果連生命都無法捍衛了，又要怎麼去守護我們珍愛的人們和渴望的未來？我們的民主、自由又會何去何從？被孤立和戰爭衝突，這兩者並不是我所樂見的。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我不願意看到經濟發展因受到孤立而讓各位的生活變得慘澹，也更不願意看到各位因戰爭而流離失所。

若是我們選擇合作統一，即使無法堅持中華民國的國號和外交權──但至少，我們不必因為戰爭而失去住所、經歷生離死別，同時，也不會面臨國際上的孤立。而且，也能進行經濟上的整合。內需市場擴大、沒有關稅門檻不僅能夠讓商業往來更加方便，我們也能因此讓經濟發展獲得提升，使以往生活水平變得更好。而且兩岸語言的相通也是一大優勢，不僅於工作、合作上十分方便，更能夠加速彼此文化上的交流，讓兩岸人民能於往來之下消弭對彼此的歧見，能夠和諧相處。

選擇合作統一，並不代表我們承認自己的軟弱，就如同我們的祖先、如同過去４００年以來站在這座島上為了生存而從未放棄的人們一樣，我們是為了生活、為了還能夠牽起我們珍愛的人的手、為了還能夠守護我們引以為傲的民主自由才會作此選擇。臺灣人並不膽小，我們十分勇敢──因為我們勇敢，所以才會選擇生存，去守護我們期盼的未來。

抉擇:

   我們一步步走來，邁向民主化花了很多的力氣與血淚。今日的台灣，因為民主，我們才能透過選舉選出我們喜歡的總統；也因為民主，我才能夠站在這向全國人民演說。感謝在歷史上與現今，所有曾經為台灣民主社會努力的國民同胞們。

   此時此刻，台灣的處境相當兩難，不論大家所接收到的資訊源於何處，形勢大致上都對我國目前的情況極度不利，迫切需要執政者做出抉擇以及承擔。我知道，或許本黨的立場，並不能代表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立場，但身為「台灣人」，擁有錯綜複雜歷史背景下的這塊土地，在我就職宣誓的那天起，就矢志捍衛。

   「台灣人」、「Taiwanese」，在國際間或在任何地方，似乎友善且愛好和平的代名詞，身為總統，該團結的是在台灣這片土地生長的所有人民，該捍衛的是人民的生存福祉，該堅定的是我們團結的信念，不論性別、年齡、宗教、種族、職業，及其持各異立場的朋友們，請相信你們選出的總統，並且拋下過去的各種對立以及成見，才能讓我們一起突破眼前的種種困難。

   歷史的時刻到來，你、我，都站在命運的分水嶺，我們要選擇戰爭還是和平？你會選擇冒險還是安定？我深思了許久，我思考著軍購案所帶來的衝擊，我思考著台灣西部經濟命脈的長河，我思考著花東壯闊的縱谷，我思考著好多、好多......。幾經思考後，為了全體台灣人民的生活著想，我做出了最後的抉擇：和平以及安定的生活。

   我們台灣，是個位置特殊的海島，回想起過去，台灣靠著海上貿易的樞紐，促使經濟發展。在現代，也靠著海外貿易讓經濟穩定。不過我們要知道，台灣不是一定要靠海外貿易發展，但要是沒有與他國的貿易，我們真的能承擔那樣所造成的經濟後果嗎？相信答案是否定的。因此，考慮到全體國民的民生，身為總統的我，必須做出最不影響國民生活的決定。

身為總統，我愛我的人民，保護我的國民生命財產安全，是最基本且最重要的事。我絕對不可能，讓我的人民輕易的流血，注定失敗的戰爭，我更不可能去挑起。一但失敗了，我們甚麼都沒了，失去民主、失去自由、失去台灣。

然而，祖先留下來的民主的火種，不能熄滅，我們要轉痛苦為動力，守護台灣的民主。我們的民主，是自孫中山革命成功以來，一直堅持的價值。即便過程難免有爭議，但是我們接受，不要再有衝突，讓我們的社會非常迅速地能夠修補裂痕，讓我們的人民能夠很快地生活在民主自由的環境裡面。

我知道，做出這樣的決定，我們內心會很痛苦，我也是一樣的。但是，這個決定並不是台灣的失敗，我們可以哀愁，不過也請記得微笑，我們能夠享有更好的經濟發展以及生活。最後，我要承諾的是，在統一合作的談判桌上，我會堅持我中華民國的民主價值，任何會損害到我的國民基本權利以及影響生活的條件，我一概不會接受，甚至讓步。今後，我會持續守護民主、守護台灣、守護人民，我的生命屬於台灣，捨此無處可去，讓我們聚集我們的力量，繼續熱愛台灣這片土地。謝謝大家，謝謝全體國民，我愛你們。

                                                            2017/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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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甲提問:

依據總統所提出的六點中的第二點：「保留台灣軍隊，以防中共片面毀約。」試問我國政府要如何才能說服中共政府以保留台灣軍隊？

幕僚說法:

我方再次強調台軍的保留並不是為了威脅中共，而是希望能保留足以抵抗未來威脅的自衛能力，我們會讓對方信服我方是友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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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乙提問:

我國政府擁有什麼籌碼可以確保中共政府接受我方所提出之內容？

幕僚說法:

中共政府一直以來不斷對我方釋出善意，幾位國家領導人也曾經對台掛過和平合作的保證。我國在政治、外交、經濟上的實力，一直以來都是有目共睹，相信我方在美方的支持之下一定能展開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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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丙提問:

於統一後，往後臺灣的處境是否會與今日的香港一樣？

幕僚說法:

台灣不會是第二個香港，香港的過去是我們引以為戒的，所以我方不斷的研擬國策，就是不會讓台灣走上香港的老路。中華民國的處境、籌碼與當年之英屬香港有很大的不同，我方絕對有信心開創美好的未來。

為何發生自中國民族主義到台灣民族主義的轉變?

1. 於《民族主義與台灣一九七零年代的「鄉土文學」》一文中探討了「中國民族主義」到「台灣民族主義」的轉變。而1960、70年代的《笠》、《臺文》和作家之一葉石濤先生之理念即為「中國民族主義」，如葉石濤先生對於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便認為是「台灣作家三十多年來最壯大的一次覺醒，這將帶領台灣作家走上最正確的三民主義文學的創作路線上去!」（P.110）但於1980年代，《笠》、《臺文》和葉石濤先生的理念開始自「中國民族主義」轉變為「台灣民族主義」，不僅開始對文學進行「去中國化」，更於之後的1990年代將台灣文學「民族化」──把原住民的神話與歌謠一併納入台灣文學之中，視其為多族群源頭的一個文學傳統。
2. 那麼筆者的提問：為何《笠》、《臺文》和葉石濤先生的理念會發生改變(即為從「中國民族主義」轉變為「臺灣民族主義」)？ (P.111)
3. 筆者認為:「中國民族主義」和「臺灣民族主義」為價值觀的一種，而價值觀的改變是不容易的，因為那是長久以來形塑而成的，就如先前的「婚姻平權」爭論，即使有了同婚遊行和法案討論，但反對者的主張依舊強烈──那麼是什麼原因讓他們一直以來抱持的「中國民族主義」產生了改變？
4. 葉石濤先生曾言:「大約要到第三代作家，例如陳映真、七等生、黃春明、楊青矗、王拓他們就用不著『學習』了，因為他們在祖國的模式裏長大，他們一開始就是道道地地的中國靈魂，他們可以直接了解這個時代，所以他們回歸鄉土再認民族主義時表現了相當的自信。」(P.110)、「這可能是新一代的這些作家不太認同台灣本土意識較強的老一輩鄉土文學，而是較能從整個中國的命運來思考台灣文學的前途的關係。這或許是一種進步吧。」(P.111)顯示出葉石濤先生是傾向「中國民族主義」的，作者也提到七零年代時，《笠》、《臺文》和葉石濤先生「都是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理解日本殖民時期到戰後本省籍作家現代文學活動及成果的文化與政治的歷史意義。」──但於之後卻轉變為「臺灣民族主義」。 
5. 筆者認為，造成《笠》、《臺文》和葉石濤先生的改變，為因為對國民黨的不滿、黨外宣揚「臺灣意識」以及為了鞏固自身於文壇的地位所形成轉變。1980年代，臺灣歷經了台美斷交和美麗島事件，外交上的挫折和社會的動盪使《笠》、《臺文》和葉石濤先生開始對國民黨政府產生不滿，而當時黨外開始宣揚「臺灣意識」，讓他們的不滿能夠轉化為反國民黨的「臺灣意識」；而他們也宣揚他們之所以沒有沒有於鄉土文學論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因為他們早就「一直走這條﹝鄉土文學的﹞路，何必做無謂的紛爭。」(P.114)、亦言「真正的文學從《笠》開始」(P.114)等，隨後他們也開始對文學進行「去中國化」和「民族化」，建構起「臺灣民族主義」的文學文化記憶──這些行動言論使筆者認為他們是為了順應鞏當時「臺灣意識」的趨勢、鞏固自身文壇地位，將自己塑造成「鄉土文學的創始」、「臺灣民族主義的擁護者」等才改變原先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的轉變於筆者而言，不僅僅為思維上的變化，更能反映當時政治社會的背景；也或許於改變之下，潛藏著維護利益而進行的動機。

主體性的再現──是誰的主體性?（05114108 鄭竹佑）

於討論〈台灣對「韓戰」的歷史記憶〉一文中，作者討論了台灣人的記憶對於一個於台灣近代史上有著一定重要性的戰爭──韓戰，是如何從1950年代「印象深刻」、「十分熱烈」到1990年代以後的「消失」與「淡忘」，而點出了「台灣對於韓戰集體記憶的變化反映了歷史記憶不僅會隨著身分認同的改變而改變、也作為一種主觀性的對當下政治社會現實的再現。」此一要點。那麼筆者想提問的是：既然歷史記憶是作為一種「主體性的對當下政治社會的再現」，那麼這個「主體性」指的是何者的「主體性」？指的是台灣人民的「主體性」？還是政府、執政者的「主體性」？

作者在文本中以當時的中華民國官方媒體《中央日報》為主，提到了許多《中央日報》的頭條標語是如何呈現，反映當時官方的「心情」與「期待」，例如:「台灣全省人民團體 支援反共義士來台 動員月會通過決議組織後援會 並致電慰問歡迎來歸」、「各地軍公學生掀起捐獻熱潮 為反共義士捐寒衣」和「海內外同胞一條心援助留韓義士」等標語顯示了當時政府為了強調「反共義士」、達到「反共」和「強調統治正當性」的目的而積極宣傳。不僅於新聞標語，政府也會多次報導、廣播相關的活動以及以專欄的方式去強化了宣傳效果，像是1954年1月23日的自由日，便有廣播言之「接近『自由日』一秒鐘均緊張的報時」和《中央日報》刊行的「反共義士自由日特刊」等。筆者認為透過這些媒體報導、 相關活動和當時的背景，台灣人民對於韓戰的「集體記憶」是源自於政府誇大、強化的積極宣傳而形成，而且這樣的「集體記憶」不僅參雜了許多並非是屬於事實的事物，同時多數也不是出自於人民自身思考、辨認而產生的想法。於這樣的情形下，「主體性的對當下政治社會現實的再現」此句話中的「主體性」，筆者會認定為「政府」、「執政者」的主體性──因為筆者認為「主體性的再現」應是出自於人民自身透過知曉事實進而去得出想法、形成記憶，而並非是政府或是當權者以誇大扭曲的積極宣傳而影響了人民對於對於韓戰的集體記憶。縱使「主體性的再現」雖能反映當時的政經社會背景，但參雜其中並非是事實的部分以及背後潛藏的執政者的期待、目的也不能忽視，而誤把當時的集體記憶當作全然的真實。

如果滿足生理需求可以是日本人的統治手段，為何滿足自治需求卻不能是日本的統治手段之一？（05114108 鄭竹佑）

1.「異身同體」之夢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儘管在1920年代歷經了不少波折，最終還是失敗收場──但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失敗並不代表日本的官方和民間是從一而終的反對。有反對與支持，支持之中又有不同的主張。而於上周的文本中有提到了後藤新平的所謂「生理的圓滿」，認為這是作為國家保護人民之目的，將此種「人民的幸福」作為一種治理手段。而根據馬斯洛的需求階級理論，最基本的需求便是「生理需求」──在此筆者選擇馬斯洛理論，因為筆者亦認為「需求的滿足」是一層往上一層追求的關係，而且需求不會只滿足一層便停滯，先滿足了A，接下來就會再去追求B；「生理」滿足了，再來是「安全」；「安全」滿足了，再來是「愛與歸屬」。筆者的問題為:既然日本將「生理的需求」(在此筆者解讀為生理需求)視為一種治理人民的「手段」，而人民的「需求」是會不斷追求的，那麼為何總督府不將「設置台灣議會」也視為一種「手段」──一種可以既「滿足」殖民地人民需求又能穩定自身統治的「手段」，而要拒絕造成「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數次活動而平添自身的困擾?

2.以筆者來看，縱使日本擁有所謂的「同化論」，認為台灣如日本一般「同文同種」。但對於台灣，還是(1)「心存芥蒂」──心中認為無法將台灣視為和日本平等。 (2)也擔憂台灣會欲脫離日本、追求獨立，因此拒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第一項原因「心存芥蒂」，以〈異身同體之夢〉一文之其中一段為例。犬養毅雖然看似支持林獻堂，但之後並未認真檢討台灣統治之問題，小熊英二寫道:「犬養雖然向林獻堂說過，在推動內地普通選舉運動時也要一起努力擴張台灣的民權，不過，以一個在日韓合併時曾隨口說過朝鮮人是『病菌』(bacillus)的人來說，它對台灣的這番言論不禁令人感到有點唐突。」盡管犬養毅表面支持，但對於殖民地朝鮮的此種「貶低」的態度，也難以全然相信他會認為和朝鮮同為殖民地的台灣與日本是「平等的」；而總督府民政長官內田嘉吉對於同化會亦曾言:「政治如利刃，若使小兒玩弄，實萬分危險。」──對於內田嘉吉而言，台灣人於他眼中即是「小兒」，認為台灣人若是「玩弄」政治會十分危險，從此可看出他對於台灣同化會的不贊同，並且認為台灣還沒有和日本一樣的資格可以觸碰政治；總督田健治郎於被請願者們拒絕其提案內容後也言: 「像沖繩縣也有了代表者一樣，有一天台灣也會(在帝國會議中)有代表出席，到時候就會不斷地提案設置台灣自身的立法會議。」從此席話可看出，田健治郎不僅不認同沖繩縣在帝國會議中代表出席，也不認同台灣設置自身的立法會議──日本都不認同早在領有台灣之前便擁有的沖繩縣，那更何況是之後才領有的台灣?綜上所述，可得知日本無法是台灣和自身平等。而第二項原因「擔憂台灣會脫離日本、追求獨立」。日本會有這項擔憂，應該是由於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前，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影響了奧匈、鄂圖曼等帝國的瓦解，於國際上形成民族獨立的風潮；又「多元主義」概念也還未普及於日本，即使台灣人只是想保留自身特性、追求權利，並未有脫離日本之意圖，如林獻堂所言: 「……看看美國，其人種複雜，語言、文化、宗教各不相同，卻能形成一個世界最富強的國家。就是因為他們尊重個人自由並兼顧共同之利害……」可看出林獻堂追求的即為「多元主義」──保留台灣自己的特性並能給予他們尊重，而非台灣獨立。但由於「多元主義」的概念還沒到眾人皆知，所是看在日人眼中即有追求獨立之嫌疑，視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民族獨立運動的偽裝」。

3.日本的「同化論」只是為了自身統治手段的包裝，但真要給予「同文同種」的台灣人一樣的權利，日本終究是不願意的，也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視為「民族獨立運動的偽裝」。──但當時的台灣人並非全然想要獨立，只是想要保留自身文化和獲得同等權利──看在現今便是所謂的「多元文化」，但看在當時的日本統治者的角度只是匪夷所思。若「多元文化」之觀念能在當時普及，日本對於「台灣獨立的擔憂」或許便能因了解到台灣只是想要保留自身特性、獲得尊重、並非想脫離日本，而能屏除憂慮，將「設置台灣議會」視為一種既不會讓台灣獨立影響日本母國利益、又能滿足殖民地人民「需求」進而穩固統治的「手段」，進而不阻止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了。

日本統治下台灣人之認同混亂(政一A 05114108 鄭竹佑)

1.     台灣作家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反映了當時於日本統治之下台灣人對於自身身分的認同混亂。日本統治時期，台灣人的認同混亂，以筆者來看，不僅和自身對於異國之統治的想法認知有關，也與「統治者」自身對於「被統治者」的態度有關。縱使已認同自身為「日本人」，但「日本」對於其之不認同亦會導致一部分台灣人的認同混亂──但為何會發生「認同混亂」?依據〈台灣領有〉一篇，可以得知日本並非全然以「殖民」之態度來治理台灣，於「殖民」和「同化」之間，日本曾搖擺不定。而依據〈台灣領有〉第96頁: 「提倡一視同仁的『日本人』化，不難想像對國家認同的維持是比較方便的。在內地的論壇中，同化論占了壓倒性的優勢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可以看出最終「同化論」的支持還是大於了「殖民」。既然日本傾向支持「同化論」，照理而言，便是讓台灣人成為「日本人」，那麼為何還會如筆者前面所提的會發生「認同混亂」?

2.     依據〈台灣領有〉一篇，筆者推論了三點發生「認同混亂」的原因，分別為以下三點:

(1) 初次領有日本以外之地(即是台灣)的無經驗

(2) 日本對自身的「自卑感」

(3) 「同化論」之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第一點，由於台灣是日本「第一個」領有的國外之地，日本的對其之治理可說是毫無經驗，縱使有欲推行之政策、方針，也可能因「零經驗」而使治理無法如預期中進行，進而無法讓台灣人成為完全的「日本人」。

第二點，日本人對於自身的自卑有來自外貌身型的「矮小」，亦有相對於歐美和中國的「低人一等」。歐美的軍農工商、中國的儒教文化，日本皆劣其一等，而這種自卑感也導致了日本對軍事、暴力的依賴心態，以強硬的方式要求忠誠心，反倒讓被統治者不滿其統治，亦讓被統治者因此種強硬之統治而懷疑自身是否為日本的一部分。

第三點，即使上述有提及「同化論」獲得了較大的支持，而台灣總督府的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也在教育上擁有極大的熱忱，欲透過教育把台灣人「日本人化」。但由於日本政府不願意提供經濟補助，使得伊澤欲透過教育的「日本人化」之想法無法完全實現，縱使伊澤的計畫並未完全抹煞，但由台灣自身繳納學費又要培養忠誠心的「折衷計畫」便形成矛盾，亦讓台灣人無法完全的「日本人化」。

3.台灣人的「認同混亂」，不只僅有自身對於異國統治之認知，或許最大的影響，還是來自於日本對台灣的政策處理。未徹底定位好政策走向，讓自身對於台灣之治理不僅顯得不上不下，也無法如其預期的「同化政策」讓台灣人「日本人化」，使台灣人不僅不認同其治理，亦對於自身之認同有了矛盾和衝突。

關鍵字:認同混亂、同化

械鬥、民變與疾病之關聯?

閱讀完文本，可以知道械鬥和民變可能與墾殖、租佃、水源、省籍、官方治理態度、司法處理有關，但文本中卻較少提到「疾病」與其之關聯。筆者試以文本中之例子來討論疾病與械鬥和民變是否有關聯?

1.    於〈台灣歷史上的疾病與死亡〉中，在描述朱一貴事件時寫道:「瘴癘盛行，從征將士冒炎威、宿風露，惡氣薰蒸，水土不服，疾病亡故者多」由此可看出討伐朱一貴事件時，士兵因疾病而死之情形。

2.    而於林爽文之亂時，於〈台灣歷史上的疾病與死亡〉中有描述:來討伐之清軍「十病五、六」、留守府城之兵「因水土不服，病者千餘」，而至十一月時則「呈報病故者，殆無虛日。」，顯示了士兵對於台灣環境與疾病的無力抵抗，而這也使乾隆皇帝因顧及軍隊對台灣之不適應，而決定不加派兵到台灣協助平亂。

3.    而1853年於艋舺發生之「頂下郊拚」，其發生之遠因也與「疾病」。根據筆者額外搜尋之資料，1738年艋舺之三邑人因北台灣有瘴癘之氣，許多人因瘟疫而死，於是奉祀觀音菩薩香火而建成艋舺龍山寺。其後泉州三邑商人將頂郊行政中心設於此，而後形成頂郊之中心，但由於並無將下郊納入此體系，而使日後隨下郊人數增加而時有衝突，最終於1853年發生了「頂下郊拚」。雖疾病並非是械鬥發生的直接因素，但也為其發生之遠因和背景之一。

由以上得知，疾病可能會

1.影響平定械鬥、民變之情形

2.治理者對於此之處理方式和態度

3.為此發生之背景、遠因。

疾病並非全然直接導致了械鬥和民變，但可能因為它的發生使得官方平定民變的過程中不順利，並進而使治理者改變其處理做法，而後有可能因為台灣的疾病太過猖獗與大陸之氣候環境有所不同、難以適應而減少在台灣的治理人員、軍隊(避免大陸之官員、軍隊單因疾病便傷亡慘重)，進而對台灣的治理態度越發消極；而疾病的發生也可能為械鬥、民變的遠因，如頂下交拚是因瘴癘而後建了龍山寺，進而形成頂郊中心而後引起雙方爭奪利益等的衝突。

所以疾病與民變械鬥之關聯確實存在，且可能影響統治者態度與械鬥遠因等。

鄭成功──所謂的開山聖王？（政一A 鄭竹佑 05114108）

1. 於曹永和先生的《鄭氏時代之台灣墾殖》這篇文章中的最後一頁最後一行，曹先生如此寫道：「漢人在台灣的堅固的基礎，我人不能不認定確為鄭氏所建立。台人崇鄭成功為開山聖王，是不無道理的。」由這段話，我認為曹永和先生透過「開山聖王」這個對鄭成功的稱呼表達了他對鄭成功的贊同與正面評價。但看到這段話時，我有了質疑：鄭成功難道真的就是所謂的「開山聖王」嗎？一直以來不論是歷史課本還是接受的教育觀念都讓我對鄭成功的想法停留在「國姓爺」、「延平郡王」或是文本所提到的「開山聖王」──但他真如課本所載是所謂的「英雄」嗎？他和荷蘭人來到台灣之動機──前者是經濟需求，後者是為了戰事基地之用。兩者對台灣的統治動機似乎並非出自「愛台灣」或是「幫助造福島上人民」之想法──在我看來，兩者都是對於台灣島的外來殖民者。那為何身為後者的鄭成功能獲得「開山聖王」之美名，而荷蘭人卻並非如此？影響這兩者的評價是因他們的統治、作為有異？還是另有其因？
2. 像台灣畫家顏水龍所繪的《傳教士范無如區訣別圖》便是以「鄭成功攻擊台南、擄走荷蘭基督教牧師范無如區(Anthonius Hambroek，又譯為安托紐思·亨布魯克)之妻女作為人質要求投降，而亨布魯克牧師並未聽從而被誅殺一事」為背景而成。而1661年鄭成功與大肚王國發生衝突，而鄭成功過世後，其子鄭經之部下劉國軒也和大肚王國的數個社發生衝突，其中沙轆社被屠殺至只餘六人。
3. 透過顏水龍之畫作和大肚王國之事件，可以知道鄭成功並非是只擁有正面評價。而曹永和先生所言：「台人崇鄭成功為開山聖王，是不無道理的。」所謂的「開山聖王」看在一些平埔族人之中或許就並非如此了──在我看來，「台人崇鄭成功為開山聖王」的「台人」是否指的是「漢人」而並無包含「原住民」？那以我來看，這便顯露了以「殖民者角度」、「漢人觀點」來陳述歷史的缺失。而歷史課本上也大多不會記載顏水龍之畫作和大肚王國之事件──進而把鄭成功塑造成「漢人英雄」而讓學生只對此停留在「國姓爺」、「開山聖王」的認知而非知曉其餘鄭成功之事，這是否也隱含了編纂歷史課本之編者或統治者想要灌輸給我們特定的想法和觀點？於我而言，對歷史人物下評論並非首要，而是把其一生所做之無論是好、壞的作為都能知曉才是重要──不然透過片面的資料和他人主觀的評價去評斷此人，便會只是透過「他人的眼睛」來評斷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