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主義與鄉土文學論戰
戰後到1970年代
1965年—亦即《臺文》創刊的第二年，葉石濤在〈台灣的鄉土文學〉文中用「（本省的或台灣的）鄉土文學」一詞來指稱從日治時期到光復後當時所有的「本省作家」創作的新文學。60年代中期以後，許多本省籍作家（鍾理和、鍾肇政、較年輕的笠詩人們)即稱自己甚至日本殖民的台灣作家(賴和、楊逵、吳濁流、葉石濤）的文學作品為「台灣的鄉土文學」。
70年代以前，戰後的第一、二代小說家的寫作特色是以明朗平易的文字寫作，專注於自己熟悉的、生活周遭的題材，發展出樸實、平淡的風格。蕭阿勤認為此時期的文學內容無意識形態的特殊關懷，甚至是疏離社會政治；鍾肇政認為，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具有反抗強權、熱愛土地與同胞的鄉土文學精神。(P.101~103)
1970年代
戰後第三代的本省籍作家（陳映真、黃春明等）的文學作品因「鄉土回歸」潮流大受重視和歡迎，葉石濤認為這「是台灣作家三十多年來最壯大的一次覺醒，將帶領台灣作家走上最正確的三民主義文學的創造路線上!」（1978年11月，訪問）。並指出與第一代作家的不同在於「關懷的是本地現實生活的各層面，而不是過去統治者的亡靈，他們反對經濟侵略和新殖民主義，他們是一群堅定的民族主義者」。更在80年代初回顧時，指出70年代的鄉土文學「已經不是老調的鄉土文學」、「較能從整個中國的命運來思考臺灣文學」。
蕭阿勤認為，此時期建構鄉土文學文化記憶的參考架構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與70年代初政治局勢變動（保釣運動）之後出現的政治改革關懷與文學民族性、社會性要求中的文化記憶參考架構沒有太大的不同。（P.110~111）
●1977~1978的鄉土文學論戰：
對當時國民黨政府與許多抱持強烈反共態度的作家和批評家而言，鄉土文學發展，無異是中國五四運動之後「左翼的社會寫實主義文學」的復起，與毛澤東提倡的「工農兵文學」近似，並具有明顯的地域色彩。因此鄉土文學論戰—包括國民黨主導召開的「全國文藝會談」—大致上在譴責其左傾的、工農兵文學的、地域性的色彩。
1980年代
《笠》和《臺文》兩個作家群逐漸以「本土文學」—進而以「台灣文學」—取代「鄉土文學」的稱呼，此時期的「臺灣文學」發展致力於「去中國化」，「臺灣人」被建構為歷史上殘暴統治的受害者以及被中國拋棄的孤兒，而臺灣文學則被定義為反映臺灣人的經驗與感受、具有入世精神、抵抗意識與「本土化」目標。而70年代的鄉土文學也被這種「臺灣民族主義意識」重新定位成臺灣意識的成熟，陳映真則因中國民族主義意識成為批判對象，這時期也開始將鄉土文學現象和政治運動相提並論。葉石濤也明顯改變他在80年代初之前的政治態度與民族/國家認同，宣稱「鄉土文學論戰本來就是台灣人整取自由、民主運動冰山的一角而已」。
蕭阿勤指出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和80年代初黨外人士挑戰國民黨統治的激進行動—包括宣揚具有民族主義特質的「臺灣意識」，催發了《笠》與《臺文》成員反國民黨的政治意識與行動。（P.113~117）
1990年代
此時期的臺灣文學更進一步的「民族化」，亦即一方面將台灣文學的原起溯至數千年前的原住民神話、傳說等，詮釋為具有多源族群源頭的一個文學傳統；一方面則將整個台灣現代文學發展詮釋成臺灣（本省）作家藉著作品來關懷、尋求、確認獨特的台灣民族/國家認同的過程。臺灣文學被賦予一種民族的性格，被再現為一個獨特的「臺灣民族」的文學傳統，建構出「臺灣民族文學」的概念。而兩群作家更將1963年《笠》與《臺文》的創立代表具有反國民黨統治與反中國民族主義的臺灣意識之明白確立。但在1993~1995年「統獨之爭」後，原本被詮釋為臺灣民族主義發展與內化一部份的70年代鄉土文學被「排除」在文學發展之外，視為全由中國主義者進行的活動。葉石濤甚至在90年代末發表評論時，忽略當年自己真實的立場，稱70年代的鄉土文學為「中國的民族主義，與以臺灣為主體的意識完全無關。因此，並沒有成為臺灣人參與的活動，主要主導者為海內外外省族群的菁英們」。
蕭阿勤認為，《笠》與《臺文》成員的民族/國家認同的轉變與上述對臺灣文學發展經驗的特殊再現方式與過程是同步、分不開的。（P.117~120）
（二）集體記憶建構的目的：形塑認同
所謂認同，是人們努力了解他們的處境並做出反應的產物，是人的創造物，而認同的建構則是一種不斷進行的詮釋行動；所謂記憶，是回憶過去經驗的某些印象，而這些過去的經驗對心靈產生了某些影響。記憶是人們自我認同的形成的核心元素，而記憶和認同都是不斷進化的「過程」。
而「集體記憶」涉及的是一群人維持、發展、傳遞他們對「過去」經驗的共同印象之能力、過程、結果、影響。也就是透過某些象徵資源「再現」自己對過去的認知並影響著「現在」，「集體認同」即是受此種再現的情境影響之反應物，因此，「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是互相建構和限制的。
蕭阿勤於是在文本中稱《笠》與《臺文》成員在不同年代對臺灣的文學發展特殊的意義化與象徵化，是使用特殊的「再現」方式與特定的認同聯繫起來，成為建構臺灣人與台灣民族認同所依賴的象徵資源。
（三）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在文本的摘要，作者認為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作為一種認識過去的方式，往往受限於某種特殊的歷史演化論與目的論，因而經常忽略實際的歷史過程，又在文本的結論質問，「在探索針對民族/國家認同的議題時，與自己所屬社會的當代政治社群建構的恰當關係是甚麼？」。
在蕭阿勤的論述中，民族主義者經常有意無意地忽略實際的歷史過程，而在民族主義的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的政治和文化中，我們只能選擇加入否則就被排除，正因為足以擁有團結人群的強大力量，因此也能夠消滅和壓制異己記憶，並將異己的認同污名化。就如同陳映真在70年代被稱為進步的戰後第三代小說家，卻在80年代被批評為外省的中國民族主義文學作家，他的文學作品並沒有改變，變的是那些賦予在他的文學上的象徵意義。
不只是民族主義者的別有居心，蕭阿勤也指出90年代官方與文學的互動，明顯的民族主義者參與官方的文化活動與決策，也獲得官方的認可、宣傳與揄揚，甚至官方撥款補助出版、頒獎、參政。與官方相同立場的文學意識，似乎成了某種「文學正確」，躍升為文學界的主流並擁有強大的言語力量能壓制不同的意識文學。
依照蕭阿勤的敘述，上述兩者皆讓文學失去原本的真實樣貌，那麼，我們該與這樣的文學保持怎麼樣的關係呢？又我們到底該怎麼認識過去呢？
◆（我將於課堂口述自己認為該怎麼認識過去。現實感、看影片、問長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