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石濤隨時代改變意識形態有何不對？

1. 一九七〇年代起，一連串的外交挫敗，讓台灣的國際關係岌岌可危，加上蔣經國實施革新保台政策，推動十大建設以及本土化，同時也激起文學界的回歸鄉土潮流。
2. 七〇年代中期，當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重新受到重視時，葉石濤關於台灣新文學的記憶建構最基本的參考架構就是中國民族主義，主張台灣作家的特質就是中國作家的特質。認為本省小說家的最終目標，應該從鄉土文學提升到中國文學，再到世界文學的境地。更直言鄉土意識假如沒有擴充到中國在內的、更世界性的意識，那麼那些作品充其量只是自慰性的歌唱罷了。
3. 八〇年代，美麗島事件的緣故讓黨外意識高漲，一些本省作家提以「台灣文學」取代「鄉土文學」之稱，以及去中國化，將台灣文學民族化。此時的葉石濤改變他的政治態度與民族／國家認同，宣稱鄉土文學論戰本來是整體台灣人爭取自由、民主運動冰山的一角而已。
4. 九〇年代後，李登輝和民進黨裡應外合，致使政治上泛獨勢力統治台灣。以省籍意識和反中國為內容的所謂「台灣意識」幾乎成了「國民意識」；在文化上，本土論、台灣主體論也逐漸確立其霸權地位，而作為其核心的就是所謂的台灣文學本土論。在1986年之後，葉石濤把他原在《文學界》上連載的《台灣文學史綱》中隨處有關「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一支流」的論述全部刪除或竄改，刻意貶低或抹消台灣文學中中國文學的存在，而大力強調台灣文學已脫離中國文學的獨立性、主體性，而於一九八七年結集出版了《台灣文學史綱》。
5. 葉石濤一直站在廣大民眾的立場來評論文學，民眾生活與政治、社會、經濟息息相關，於是他對文學的評論，便與政治批判、社會批判、經濟批判互有因果關係。他從1986年以後主張台灣文學的「台灣主體論」；具體地說，就是主張台灣文學不是中國文學，積極地配合政治的兩國論，主張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一邊一國論，只是在分離主義的台灣意識高漲時敢背棄自己長年的主張而改唱文學的兩國論。如此看來，葉石濤是沒有什麼文學中心思想的，充其量只是一個文學的投機主義者，他所謂的主體，就是統治者主體，隨著統治者更替而轉變罷了。
6. 鄉土文學作品或許多少隱含了作者的意識形態，但他們也只是將當時的生活狀況寫實的寫在故事中，讓台灣人，甚至是後代子孫能了解威權統治下的生活。不過，文學作品本身，並不是一個操作政治的工具，但對於葉石濤，靠著讓民眾感同身受的文字凝聚人心，排斥並批評站弱勢方的文學作品便是他的目的，在他眼中，文學就是個用來影響政治意識形態的工具，根本是在踐踏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