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本文欲以蕭阿勤提出對於集體記憶的一系列論證架構為基底，來分析與證成吳乃德的文章係以重新建構集體記憶為寫作目的之一。
２、
首先，依據阿勤的文章，可以有以下的認識：
談及集體記憶時，涉及的是與某一群人的集體認同有關的過去經驗，以及它與這個集體認同的發展和相關的社會行動的互動關係。所謂「集體記憶」，並非具有共同身分的人群成員自然且必然會保存的對「過去經驗」的印象，它實際上是經由「再現過程」，將過去的經驗意義化及象徵化的人為產物；藉由這個被賦予的「意義」，人們可以理解自己的經驗及理解自己是誰。此外，某段過去的經驗與某種集體認同的關係，也非必然且自然，而是在再現過程中所意義化和象徵化的產物。
人們通常會憑藉著「參考架構」去認識或再現某段過去的經驗；所謂參考架構，具體而言就是關於過去集體經驗的一個「敘事」模式，敘事也因此是人們再現過去的主要方式之一。據此，所謂集體記憶，是再現過去的一種過程與結果，它往往透過敘事的方式來呈現。過去的經驗也唯有透過特定的參考架構被記憶，才可能與某種特定的認同關聯起來。
政治或文化菁英及一些民族主義者藉由再現某段過去的經驗的過程，賦予這個經驗與某種集體認同相關的特殊象徵意涵；而經由種種傳播的過程，這個被意義化、象徵化的過去的經驗，逐漸被人們所接受或所「記憶」，他們也就同時發展與這個象徵意義連結的集體認同。
綜上試作圖如下：
３、
本文欲說明乃德的文章，係企圖針對１９７０、８０年代台灣民主化的開始、中間與結尾等情節，完成上圖中「過去的經驗→再現→集體記憶」的工作。
乃德首先指出：歸納化、普遍化的學術理論雖能指出哪些要素對政治變革的重要性，但卻經常使我們付出無法認真歷史真實的代價。在這樣的理解下，於歷史變革中，人們對於「價值理念的追求」的作用便消失與被忽略了。
乃德接著舉出兩個認識台灣民主化歷程的理論，並加以提出質疑：
﹙１）依據結構論，可以對台灣民主化的情節理解為「因為經濟起飛，所以民主開放」。乃德批判此為反動勢力的思想武器，並忽略反對者及其支持者的理念和行為在民主轉型中所起的作用。
﹙２）依據過程論，可以對台灣民主化的情節理解為「獨裁者容忍了反對勢力的存在」、「獨裁者考量各種因素及局勢，因而決定民主開放」或「獨裁者發覺鎮壓無效，因此不得不妥協」。此種觀點即是將分析焦點放在獨裁者的身上，乃德並指出上述僅是獨裁者的一般性反應，蔣經國可能是有良好政治判斷的獨裁者，但並不表示他因此對台灣社會具有正面的貢獻。
乃德認為討論的重點應在於「台灣政治何以突破使獨裁者容忍反對勢力的門檻？」以及「為什麼鎮壓後，人民仍願意冒著風險投入反對運動，而使鎮壓顯得無效？」。
他提出的答案是：若我們不瞭解價值理念對人類行為、特別是對政治行為的重要作用，我們幾乎無法理解為什麼在白色恐怖、以及美麗島事件的嚴厲鎮壓之後，仍有那麼多人冒著不可知的危險，參與反對的政治運動。尤其美麗島事件之後，政治參與所面臨的已是遭受嚴厲鎮壓的確定性；此種置確定來臨的處罰於不顧，而參與高危險性的運動，「除了是對『價值理念』（不論是民主、人權、或台灣意識）的獻身之外，很難有其他解釋。」（摘自第９１、９２頁）
４、
在此，乃德即是一位敘事者，他用文字重新敘說台灣民主化的情節，此即針對某段過去的經驗「再現」的過程。他所要反對的是以「經濟發展」、「獨裁者推動」等方式理解台灣民主化歷程。他以反對勢力的角度作為其敘事的參考架構，提出台灣民主化的完成乃「由於反對勢力對於『價值理念』奮不顧身地追求所致」的看法，並駁斥結構論與過程論的見解。
若乃德的敘事逐漸傳播並被人們所「記憶」，這些人們可能就會形成能與別的團體區隔的「集體」，進而使這般敘事成為這群人們的「集體記憶」。這些人們以特定的參考架構──反對勢力的角度，理解台灣民主化這段過去的經驗時，這段經驗將可能與某種特定的認同關聯起來。
乃德將台灣民主化的歷程與「反對勢力的價值理念」連結起來，卻未明白道出此「價值理念」究竟為何物？他的文字指出此可能是民主、人權，也可能是台灣意識，但他亦未說明台灣意識為何物，留有許多遐想的空間。正也因此，本文無法確定他欲塑造出的集體記憶，究竟指向哪一種特定的集體認同與哪一種特定的民族主義。
但可以理解的是：他欲挑戰民眾原先對於台灣民主化的集體記憶，因為民眾將可能依照乃德重新建構的理解台灣民主化的敘事模式，使原先以結構論或過程論所理解台灣民主化而導向的特定的集體認同，轉而指向另外的某一特定的集體認同。
綜上述，試將乃德的再現過程作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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