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雄及肉圓組—總統演講稿與及者提問回答之新聞稿

總統演講稿

  各位同胞，我今天必須在此跟各位宣布一個消息，東北亞在動盪不安的局勢下，即便一向視和平為己任的我國，也不幸攪和其中，在我們舉辦記者會的同時，美國剛決議通過將我國作為籌碼，交換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諾向北韓發動全面武力進攻，以防止戰事擴大，鄰近國家遭受池魚之殃。   面對美國做出如此不智的決定，我們不只感到痛心，也應感到憤怒，我國2300萬的人民如同棋子一樣，隨意的被拋棄，任意的被犧牲，彷彿我們是沒有血肉，沒有情感的物體，這些自以為高尚、文明的國家拋棄了我們，事到如今，我們孤立無援，成了名副其實「亞細亞的孤兒」，同胞們，現在我們的處境岌岌可危，而唯一能拯救，唯一能扭轉情況的，就是在電視機前的你們，就是在臺下與我面對面的你們，同胞們，站出來，讓我們一起攜手度過難關，讓世界各地的人們知道，我們台灣人不會屈服於大國的威脅！   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提的一國兩制，乍聽之下十分美好，依然可以保留我們的憲政體制，但請各位停下來想想，曾經，一國兩制是對岸給予香港的承諾，五十年不改變現行的經濟、社會、法律制度，並可以繼續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關係，這些都是令人感到誘惑的利益，但在二十年後的現在，香港的處境讓我們借鏡，特首的選舉不再是人民的權利，而是北京方面的政治操作。東方明珠的美名，從97回歸後有人說「任何人摸到中國這條龍，都會發。」但事實是，香港的經貿地位漸次的被珠三角經濟區所取代，香港曾經是世界通往中國市場的「門戶」，如今成了一味配合北京，強化功能性的角色。在金融中心方面，增加銀行與股票上市公司的數目，發展香港，成為了人民幣的離岸交易中心。借鏡香港，我們不能短視近利，過去的香港在北京處處讓利下，短時間看似財富增加，但實質是忽略了產業的結構合理性與需求。民主的價值，更是要我們共同守護的，香港青年的佔中行動，再次喚醒了他們對政治參與的渴望，對於直接選舉的訴求，當今的我們，卻已經擁有著相同的價值與權利，若此刻的我們妥協於國際的恫嚇下，歸順於中國，那我們的民主價值，數十年來民主化的努力將化為烏有。   經過一段漫長艱辛的過程，台灣民主逐漸萌芽、延伸，而發展成為現今繁盛的樣貌，縱使在顛簸的歲月裡，混雜著諸多的因素，促成了相異的立場與意識形態，但終究我們還是屬於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中華民國政權下的子民，不論我們有任何的不同，仍不可否認，民主是我們台灣共同的驕傲。   各個不同的理念與立場促成了如今蓬勃的民主現況，民主，是我們的驕傲，在民主之下產生的自由，更是每個台灣人民最重要的瑰寶，沐浴在民主之下，無論擁有著何種立場，我們都享受著這份自由，並勇於擁有自己的理念、勇於開口，勇於表態做自己，做國家的主人，不容許任何人輕易迫害。   我們不希望，也不願看見，台灣人民正邁步走向一個失去政治自由的深淵。國際間堅信人生而平等，但現實則是：不見得每個保障人民平等的國家，會使每一位平等的人民享有政治自由。我們持有的政治自由或許有消長，但未曾消失過，如今，中華民國與中華民國國民將被迫要告別我們享有的政治自由。國際間煽動著將使政治自由離我們而去的外來政權對我們合併，這是世界強權對於自由權利的入侵。或許有人宣稱：短暫失去的自由，是對於人民平等的保障。我必須說是恰恰相反的，國際使用的手段是：讓台灣人民「在不平等中自由」。請讓我來為各位說明，何謂：「在不平等中自由」，這是一種透過口頭承諾形塑出的錯覺，使中華民國國民置身於這個國際舞台的轉捩點時，仍錯信自己手中具有選擇政權的自由，而這個自由，是虛假的自由，具備選項卻沒得選擇的自由。我們事實上終究是被轉讓給其他國家併吞，沒有甚麼自由是我們做出了選擇的結果，我們從一開始注定作為被合併的一方，何來自由—真實的自由？    失去的政治自由，將撼動我們的生活。為何這麼說？我們平時對於政治的關懷，並不足以證明我們的生活是與政治充滿關聯的。然而，請各位停下來仔細想想，中國政府的接管，急遽的變化將抹去我們長年習慣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我們將預視到監察成了監視、考試成了選試，立法與行政將不再相互制衡，司法將成為一種政治決定。人民一舉一動都在為政治服務。失去政治自由的生活，便是全然失去自由的生活。人民不應該失去了政治上的自由而認為衣著選購的自由、餐廳飲食的自由，便是自由的全貌。人民生活為了自我實現，不論理想崇高與否，即便是自甘墮落也是真正政治自由上所承認的生活模式。面對失去的政治自由，強制的勞動將是無可倖免的，作為政治機器的螺絲，人民沒有罷工的自由。如此一來，我們將如何宣稱政治自由是無關乎生活的？這樣的生活必定不是我們所冀望的生活，為了守護我們的民主與價值，我們必須奮起，為此，我們將不妥協，為此，我們將全力反抗！   如今，我們卻受著國際的壓力，而即將喪失我們這一步步走來，漫漫長路上，這逐步奠基的自由。我們身為一個自主的國家，卻在主權上受人宰割，而將被迫放棄自己表態的權利。我們並非對於自身漠不關心，我們並非對於愚昧地在迫害來臨卻毫不自知，更重要的是，台灣的人民啊，當我們喊出了這個詞彙，並非只是政治操作般單純地將「愛台灣」與犧牲奉獻等華麗詞藻掛在嘴邊而已，我們必須透過實際行動展現，我們願意付出，我們願意支持著彼此，更重要的是，在這份自由之下，我們是自己的主人，國家的未來，國家的希望，將是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絕不是任何外人可任意操弄的籌碼。   同胞們，我們已有了香港的前車之鑑，知曉被納入中國的版圖後，會有什麼樣的下場，身為台灣人，我不願見到台灣的結局是犯下香港人民過去所犯的過錯。為了民主，為了自由，我們不會輕易的妥協，不能有絲毫的讓步，因此對岸也會使出強硬的手段，來迫使我們配合，戰爭的號角已經響起，這是一場我們想逃也逃不掉的戰役，同胞們，脫去你昂貴的衣裳，捲起衣袖，展現你們的氣魄，跟我站在一起，築起厚實的高牆，挖出防衛的壕溝，讓我們一起共赴國難，用我們的熱血及汗水去捍衛我們心中那根深柢固的—民主與自由的價值。

 回答記者問題之新聞稿

問題一：對岸的生活品質更好，那為何我們要堅持政治自由，放棄安逸的生存方式？

 首先沒有任何的保證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併後，就能如願的獲得更好的生活。我們所擁有的政治自由同時也包括這一層面的選擇，現在中華民國國民正在選擇現況的維持或是兩岸的合併，這不正是對於生活的選擇？合併後，或許有更多資源，但減少的是我們的選擇空間，這樣的自由是被壓縮的自由，並非是我們所想要的生活方式。

問題二： 我們想要捍衛我們的政治自由的實際作為為何？

  我們並不希望台灣遭到此種不公平的條件，也不希望台灣人民受到戰火的波及，但迫於無奈的國際局勢對於我國如此的不利，我們能夠選擇的不是戰爭就是被迫統一，我想台灣人民也不希望自身的自由、自身的生活被打壓。因此，若對岸有任何軍事行動，中華民國將進入緊急狀態，我國將再次全面徵兵，來捍衛我們的自由與生活。

問題三：那請問你們對於中華民國與對岸開戰後的勝率評估上，有多少勝率呢？ 

  我們的勝率有多少，一言以蔽之，為了獲得勝利是不計一切代價的。因此無論路途多麼漫長艱辛，我們在作戰上會用盡各方資源，捍衛國家主權地位。

非民族主義式的觀點何以重要？

1. 想像的民族風

周婉窈認為，從民族主義的觀點看待江文也是非歷史的，是把江文也抽離出他所屬的時空背景，孤立的去看他的作品與行為。因此周婉窈試圖把時代與江文也的個性等回填，把江文也放回作者所謂的歷史脈絡中，去描寫一個浪漫的音樂家的真面目。作者以各個篇章來界定江文也，首先是台灣意象，接著擴大成東方文化，再來往江文也的內心去做發展，釐出對江文也這個人的意象—浪漫，最後再說出自己所要表達的「非民族主義式的解讀」，來將他的發現囊括其中。

2.放入歷史脈絡的江文也

周婉窈在文章當中不斷地強調，有些歷史的抉擇，江文也的作為，其實不是他單一的個案，也不是特例，而是整個時代的潮流，是在日治時期共通的風氣。例如他的作品充滿著民族主義的意象，然而並非他個人如此，是整個日本的作曲界當中，有一派別受到了俄國音樂家齊爾品的影響，進而發展成這樣的作曲風格。當時認為「歐洲音樂停滯不前。無論如何非得借助於東方之力，以為己糧而再生不可。」

江文也的作品當中，運用五聲音階（宮、商、角、徵、羽）的中國式而非日本式的作曲風格，則受到日本評論家的讚賞，認為他的作品較適合中國式而非日本式，因為具備中國血緣的江文也，始終不被認為是純粹的日本人，他所擁有的選擇只能是台灣和中國，或者想對於西洋抽象的東方，而不是他所無法深入堂奧的具體日本。

當時日本國力強大，但文化上中國依舊是許多知識份子與文化人崇尚的，藝術上若是追求和西方抗衡的古老體系，非中國莫屬。為此，江文也選擇到北京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許多的藝術家也如他一樣，到中國尋找「創作泉源」。

1936年入選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作品《台灣舞曲》成為了該屆唯一的日本曲目，相對於其他參賽者者而言，江文也是名聲最小，也是唯一的台灣人，因此他的作品即使受到了國際的肯定，但在日本內地，卻遭到輕描淡寫的命運。

周婉窈認為，1938年在時代脈動下，東京與北京並非「互斥」的選擇，且可以「兼美」，並認為對藝術家而言，個人好惡感覺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江文也對日本音樂界有所不滿，也被排擠之感。在北京，他能夠擁有教授職位，又能夠尋覓更多的創作靈感，更不用被日本音樂界所排擠，反倒可以反客為主，利用自身的血緣優勢，更細膩地融入中國文化。

3.浪漫者江文也

郭芝宛說他是一位Romanist。江文也筆下的北京，是一個與現實中不符的北京，雖然都是他看過、走過的地方，但是在現實中卻不若他所描繪的，因為他眼裡的北京，是一種更加美好的意象，在《北京銘》當中它是「超現實的」，那個令江文也迷惑的北京是永恆的存在，北京令人著迷的是「天下無事」。

作者認為，江文也的作品，是對中國充滿浪漫想像，然而他中國的題材比在台灣的音樂來說實際的多，是在親身體驗之上加以創作的，如他的《孔廟大晟樂章》更將文獻研究與田野采風融合。

4.周婉窈的非民族主義式解讀

周婉窈的立基是在一個民族主義式的「台灣觀」或「中國觀」，但在研究後卻發現了江文也的作品之一致性⎻⎻「想像」，他解讀江文也的作品認為，其台灣、中國的作品都是想像，在他都不是科學的對象，他追求東方神秘世界，更提出若強加民族色彩，那他在1938-1945年的作為其實是與歷史難以契合的，江文也的思想裡，比起國族主義，東方文明的思想更甚，在《新民少年歌》的歌詞中，強調東亞協和、標榜東方文明論述，是與江文也的文字作品沒有相「違和」的，1938年日本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理念，欲樹立「日滿中三國相互提攜，建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互助連環的關係」，都是符合江文也的思想與行為。前述的齊爾品影響了江文也相當大的部分，江文也在接受訪問時拋出「否定西歐」的議題，說想要建設得以對抗於此的理論與作品看出，江文也的個人色彩相對於較小的國族主義，倒不如說是亞細亞主義。

5.非民族主義式的觀點

一個歷史、非民族式的了解，回歸到歷史脈絡當中，在探索一個人的生長過程，或許是更加直觀的思維，在面對民族主義時，是否會忽略掉生而為人，以「一個人」為觀點出發的思維？在江文也的性格上，從他的字數、日記中我們或可探求他人生的一二，從中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賞這個時代當中，這個人的藝術想像。

江文也在現代，或被台灣視為瑰寶，但在中國、日本，不也相繼在為他的貢獻來讚揚，以一個音樂人來說，他的貢獻是不分國界、種族的，他的作品帶領著我們回到1930年代的世界，帶領我們穿越時空感受孔廟祭典的威嚴，結合現代與過去的經典元素，相互交雜，迸射出來自內心的熱情與激動。充滿想像力的《台灣舞曲》也試圖著描繪著江文也內心所投射出來的台灣印象，或想像、或現實，身為藝術家的他，將自己的生命精萃由藝術表達出來，江文也寫道：「沒錯！作曲學也是一種說謊的學問。當然作品本身事實上也是一種可愛的謊言⋯⋯雖然如此，在各式各樣的謊言裡，作曲好像還算是比較不虛假的謊言。」從這句話當中，不難發現，江文也的作品是集想像與現實的描繪，但藝術的謊言何嘗不是他自己的真實？對於自己內心的一種抒發呢？

民族主義的觀點，或許我們可以輕鬆地釐清出自己所關懷的議題，例如生存權、或者遭遇變故時的集體意識，但若要真的去了解到一個人的生命，或許我們還可以透過更多的方法，作者提供了一些觀點，如歷史的脈絡、被研究者的個性、經歷等，讓我們不會只是片面看到群體的意識，而孤立了個人的價值觀。以江文也這個藝術家為例，他的作品、他的個人，硬要套上一個民族的觀點，或許只能套上亞細亞主義了吧！

6.江文也帶給台灣的啟示
2017年的當今，江文也或許成為了一個歷史名詞，但是他所經歷的，卻是你我皆可能遭遇的處境。今日的台灣，我們經常被灌輸著民族意識的重要性，政黨之爭離不開統獨之爭，容易忽略了民族以外的個人價值，如利益、理想、生活憧憬等。由歷史的脈絡可知，台灣是一個移居的社會，島民因生計而匯集，因貿易而相聚。在流動的台灣特性下，拘泥於民族主義的框架，是否築起了台灣與世界接軌的一道高牆，違反了台灣固有的特性—流動性。身在此時的台灣，若欲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與自我實現，不應被民族的政治意識形態所框架，而應在擁有流動性的台灣創造自身優勢，融匯各群體的文化與國際互動。

執政者對土地改革的需求

1. 租佃關係在台灣的生根早在清朝統治時期，漢人向地方官府依法申請許可的墾戶立下基礎，經歷幾百年的演變成了大小租戶與佃農的關係。也就是說，從清朝時期就是以官方的角色來授權土地的使用權，更意味著土地的原屬為官方、政府所有，即以土地的控制來管理國民。
2. 到了日治時期，日人何以來台即清查隱田，實行土地大清查，其中的原因不乏是經濟利益的考量，與風土文化的認識，然其中的施政策略上，也有著對台灣租佃關係的意識轉移，大租戶因與地方的連結脫鉤，並且一田二主的情況不利於施政，因此表面上承認大租權，卻也規定1903年12月5日以後不許再有大租權存在。此外，意識轉移最為顯著的例子即是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售價掌握在了日人的手上，租賃糖廠土地種植甘蔗的佃農，更成為會社中的僱員，改變了原有的租佃關係，轉為僱傭關係。
3. 國民政府時期，土地改革政策雖言循序漸進的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在佃農眼裡與實際的施政上，卻是有所出入的。筆者在閱讀完此次的指定閱讀資料後，與網路上的國民政府宣傳影片相互對照，比較之下發現，國民政府在宣傳中，將租佃關係描繪的語文本當中大相逕庭，意味著施政的過程其實是與民意相違背的，但政府為了利益考量，或時代的因素必須透過宣傳戰，加以施行。例如全球工業化的興起，台灣正開始面臨轉型，若不實施土地改革政策，則無法有效利用土地，進行工業化的準備。此外，人民的反應或許多為文本中所提及，不希望有改變，或者對於舊有的地主存續著深厚情感，但租佃關係終結的原因，筆者認為，除了政府的極力推廣外，跟經濟、國際局勢有深厚關係，韓戰的爆發，家庭代工等作為美國的補給站，也成了各個家庭生活的來源之一。
4. 綜上述的各個時期來看，執政者對於土地改革的需求不盡相同，但共同的地方在於對於人民的控制與經濟利益的考量。土地的規則也意味著統治者對於這塊土地的理解與態度，若無法瞭解統治者的意圖，人民可能會遭受到生活上的困頓，就如同民國時期的小租戶，文本中所提及，有一部分的小租戶在生活上是沒有優於佃農的，也可能在十年的收佃後，遭受到生活的困頓。

學期報告初稿

題目：教育與國家政策之關係

論題：為何教育對於國家的統治是重要的？在教育當中政府的介入是否代表著某些價值觀的植入？這些價值的置入又將帶給大眾的生活哪些影響？能否從中找到自己的出路？

摘要：

「教育」，係指傳播和學習人類文明成果——各種知識、技能和社會生活經驗，以促進個體社會化，是由內而外形塑「人」的社會實踐活動。台灣自日治時期即開始有教育的各項改革，在日治時期為了配合政府的施政方針，因而制定諸多教育方針。在國民黨政府來台後，為了去除日治時期的語言與行為的影響，亦制定語言政策與教育方案來對台人進行教育，例如「漢化原住民」，要使原住民接受漢文化教育，並加速山地開發，所以用「邊疆學生待遇辦法」，讓原住民和蒙、藏等地的學生一樣，享有升學優惠。這些都是政府透過政策來影響教育，也透過教育影響民眾生活的方式。

現今，在2017年的時空下，教育改革依舊如火如荼，在12年國教即將實施的時刻，筆者欲討論在政府的介入下，教育改革將影響到民眾的生活，而政府應該投入多少的力量來去影響，是否應將教育還歸於學術，如1988年以前的英國，以學校本位課程為主；亦或是持續當今現狀以中央集權導向，統一課程規範，使得每個學生對於學習的經驗都有相當的同質性，這些教育的策略是否還適合當今的社會流動。

篇章目錄：

壹、前言

貳、教育改革的好與壞

一、教育政策的制訂

二、教育政策所帶來的衝擊

三、結語

參、現行的教育制度

一、九年一貫之下教師的教學

二、九年一貫之下所培養出來的學生

三、結語

肆、未來的教育方向

一、十二年國教的新嘗試

二、十二年國教的反彈聲浪

伍、結論

一、政策與實務間的互動

二、現今既存教育之問題改善建議

三、以學生為本的教育

關鍵字：教育改革、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教

※參考數據資料來源：

1.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2.行政院教育部。

3.王惠英、黃啟菱，〈未來Family／107課綱究竟在改什麼？〉，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410/895690.htm。

4.賴光真，《課程發展與設計講義》。

在人格與民族塑造中，教育是否比起武力鎮壓成果更加卓越？

1. 1987年台灣解嚴，形成了報社百家爭鳴的時代。此外，教育的部分也開始有個組織在要求教育改革。新興報社的報導可以說是改變我們所聽、所聞、所見的重要資訊；教育，則是從人的根本價值上，深植每一個學子，所以我們可以說，報社是從外在而影響內在，教育則是從內而外的影響力。
2. 早在1895年日人接收台灣時，在日軍以武力征服的外表下，做精神上的改革更是台灣總督府的重要策略，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就是提倡此一精神改革的先行者。其設計中將「歷史」、「地理」納入學科更可看出其意圖將台民的史觀做改革，將「台灣原屬於日本」的觀念，以及「日本與台灣屬於同一個地理環境」的觀念置入台民心中。
3. 上述的內容，筆者欲探討的是教育在人格與民族塑造中，是否比起武力鎮壓成果更加卓越？
4. 在經濟的考量之下，日本總督府並沒有採納伊澤修二的教育策略，但也以其為基底來發展，然而，當時台灣的武裝抗日，讓日本無心耗費鉅資來從事教育事業。此處可看出，教育的內化功能，其實是執政者所難以去信任的，多數執政者所要求的是快速且立即見效的。就其殖民地觀點，需要盡快將其安定，教育之策緩不濟急。但從長遠的日本治台50年來看，日人對付原住民的手段，就只有教育是最能夠改變與原住民的隔閡。
5. 台人對於國族的認同，無論在國際法上或者以統治者角度檢視，都未免太過遙遠，因此，著眼於其細節的教育，從個體的改變也就成了個人對於國家認同的重要依據。在日治前20年，日人對台的影響除了政治、經濟上的不同，在社會價值上以林春生為例，其實是不夠深刻的。林春生依舊以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來生活，而西來庵的「土匪」也遵循著傳統的國家興衰去做行為的判斷。
6. 筆者認為，武力的鎮壓將使民眾對於武力抗爭產生畏懼，在根本的心理上，卻是無法撼動其對統治者的不滿與不認同，唯有透過教育才能真正將思想與行為由內而外的改變。然而，教育是為百年大計，在前20年的日治時期，依照文獻看來或許影響不大，但在七十年後的今天，聽聞祖輩的口述中，也能感受到對於日本文化的認同，或許在某些族群中，依舊達到其教育的目的，造就現今依然能聽見祖輩口中的演歌與懷念。
7. 時至今日，看向台灣，在1994年開始的一連串教改行動，現今的12年國教等，都將成為形塑下一個世代台灣人的定位與認知，12年國教課綱當中，社會科的定義尚未完成。這也可以看出對於下一世代的認知上，社會方面是最具爭議性的，因其牽涉的範圍將擴及至人的內在認同，不得不謹慎與重複的校訂。

• 關鍵字：教育、認同

清領時期，台灣社會的國族認同

1. 械鬥，或許可以說是數百年來台灣非常重要的社會發展過程，械鬥的全盛時期約莫在十八世紀前期至十九世紀中葉，械鬥本身具有多重的意義，最顯而易見的是人們為了生存，在爭取生活空間上，不管是為了土地的械鬥、經濟資源的械鬥，甚至有些原因是為了個人因素的械鬥，這些都是出自於為了生存的械鬥。
2. 其中，械鬥的組成方式，又見諸於時代的推移之下，每段期間的械鬥組成不盡相同，擴及的範圍、族群也都不同，在這些觀察當中，可以發現的事，當早期來台時，各族群都以中國祖籍來自稱自己的族群，並不把台灣當作可能的永居地，因此，也抱持著原鄉的情懷，在中國閩南省裡，漳泉械鬥本身就其來有自，也不難發現，來台墾殖漳泉械鬥依舊持續。但有時漳泉械鬥也會擴展為閩粵械鬥，最富名的就是1787年的林爽文民變，漳泉族群將夙怨擱置共抵粵人，這也導致了整個台灣島幾乎內戰。
3. 上述也就得去思考，當時治理台灣的清朝政府，對於台灣的治理是以怎樣的態度，這些械鬥為何會演變成為這樣巨大的民變了。就清朝治台而言，台灣的定位是依附在大陸旁邊的一個小島，並沒有真正的價值，當初收復也僅是為了將明朝政權消弭，派遣來到台灣的官員，也算是一種較差的官職，因此，來台的官員，大多也希望能夠相安無事，將任期完成，調遣回大陸即可，也就對於治理地方用心不大；另外，必須提及的就是班兵制度，此一制度造成的，也是一種短期駐紮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班兵制度是由福建省屬各地駐軍中抽撥，來源也多為無業遊民與失業農民等，三年即陸續替換，這當中，這些班兵有些來台開當鋪、有些甚至會搶劫等，也造成了民間對於政府的不信任。也因此，造成了民間若有糾紛，官府也沒有足夠的人力去阻止械鬥，甚至將班兵等攪和進去，影響更甚，地方事件演變成官民事件。
4. 因此，在台灣十八、十九世紀，在台官民或有互動，但真正實際運作的是民間自身的祖籍組織、宗族組織、團練等，此處筆者想探討以時人的角度來看，他們的歸屬是隸屬於對祖籍的情懷、宗族組織以及團練結拜兄弟的關聯上，但卻沒有對國家的歸屬感，更不用說是忠誠了。中國古諺就這樣說道：「天高皇帝遠。」人民對於朝廷的距離感，加上對於生活的壓迫，為求獲得一個歸屬，自然也在初來乍到台灣時，以最鄰近的祖籍同鄉為依靠，再來發展為宗族、連莊等，都是為了讓自己獲得一個生活的保障。再加上交通的傳遞上，不若現代發達，當生活圈被限制在某個區域時，也就會引起地域性的區隔，造成日久來台定居的這些外來移民，對土地產生感情，甚至忘卻自己來自哪個外來族群，最後自稱為台灣人，也有族群放下原籍的態度，如在斗南石龜的立碑上刻著「此處閩粵無分」的碑文，都代表著台灣這個地方的人，對於土地上的認同、族群間的認同，多過於對於自己身在哪個權力的統治。
5. 綜合上述，人民在政府無法給予完整的照料或措施下，人民為了生存，會尋找可以依存的對象，或許是組織、團體、幫派等，因此，也就對於治理者或政體的認同感降低，降低其認同感時，相對也提升了對自己所依存的組織的認同感，會認為「我就是那個組織，那個地方的人。」這也形塑出了在十八、十九世紀時，生活在台灣的人，以自己祖籍、宗族等為自我認同的元素。
6. 
   
7. 關鍵字：國族認同 械鬥 交通

台灣社會的演進？（侯迦臣 肉圓組）

1. 1. 初出茅廬: 在不斷追求重商主義的16世紀中，作者所言西力東漸乃不爭的事實，在當時的歐洲風氣，也因造船術的提升，為了能夠壯大各國實力，爭相前往世界探索資源。在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前兩者是世界貿易的先驅，荷蘭則是後起之秀，因此在各種貿易據點上荷蘭均佔不到好的位置。此時，尚未被看重的台灣，就成了荷蘭的首選。也因為亞洲各國的貿易間，幾乎都會跟台灣擦身而過，造就了台灣成為「運輸貿易」的重要據點。因此，臺灣的重要性，是因為各國貿易的相對位置，造成日後台灣浮現在國際舞台。
   2. 逐鹿台灣: 以歐洲人的角度來說，台灣是上述的「運輸貿易」的重要據點；以季節性遷移的漢人來說，它是個餬口的港埠；以原住民的角度來看，台灣的概念是較為淡薄的，存在的是他們生活的「土地」、「社」。在多方視角的觀察下，台灣對每一個族群來說，它的定位都不盡相同，其中的共通點，就是這些人皆匯聚於台灣這個島嶼。以荷蘭人與西班牙人的角度來說，他們「統治」了這塊土地，原住民的生活範圍則被侵犯了，漢人則可能從中去謀取生存的利益。
   3. 平定江山: 曹永和在《台灣早期歷史研究》曾言，荷人歡迎漢人來台開墾，因為漢人在台的農耕技術讓荷人的食糧、稅收等等有大幅的提升，並能夠提供這些產品出口貿易。然而，荷人因「統治需要」須滿足漢、原各方需求方能管理有效，因此創建了「贌社制」。荷人居中的這些統治，也未能阻擋漢人的開墾，即使荷人在台對漢人有許多的限制，但這些限制反而成為了漢人衝撞的底線，也成了荷人擴張的先驅。當漢人的衝撞與荷人的鎮壓達到一個極限時，就可能發生動盪，如《台灣早期歷史研究》中提及，明末清初台灣漢人急遽增加，稅賦也跟著提升，漢人對荷人的不滿最終釀成了「郭懷一事件」。
   4. 中介者: 綜上這些論述，作者認為漢人即介在歐洲人與原住民（土著人）之間，乃作兩者之媒介。這種冒險犯難的精神就是作為先驅者的漢人活動的元氣源泉。然，筆者認為，冒險犯難精神或許是真，但是漢人是不是真的想成為先驅者，亦或是生活的必須？
   5. 承先啟後？: 最後，筆者想討論上述內容，看似各取所需的結構中，與現代社會的關聯性。如果把荷蘭人當作當今的執政者，漢人當作財閥，原住民則是一般的民眾、更甚是弱勢族群，在執政者與財閥互相角力下，各取所需，原住民的強勢族群，也就是一般的民眾會上街抗議，但是終究會有被遺忘的一群人，那群人的權利在哪裡？也就是說，執政者是擁有資源的人；財閥就是第二權力者，或許沒有執政權力，卻是擁有撼動執政力量的團體；民眾只要聚集也可以有一定的力量，但總有一群人是無法發聲的人，在16、17世紀或許是瀕臨絕種的梅花鹿，但在現代，卻可能是你生活當中的某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