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圓上菜囉！

當江文也遇到陳儀深

—非民族主義式的觀點何以重要？

• 前菜
• 我是誰？
• 台灣舞曲

• 非民族主義的觀點何以重要？—江文也
• 在台灣談論民族主義是否正確？—陳儀深
•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台灣政治史？—回到曹永和
• 談話背景設定：台灣即使經濟發展狀況並不佳，但仍不應該拋棄台灣民族主義。若將此觀點推至極端，亦即，即使中國的市場廣大，台灣人仍不應該為了經濟因素與工作機會，拋棄台灣民族主義，投奔中國發展。
• 江文也回應
• 四不像的台灣人
• 民族主義的偏見
• 民族主義對台灣內部的影響
• 民族主義對台灣國際發展的侷限
• 曹永和回應


• 台灣民族主義為何？
• 過去我們因應國際情勢而變動，今日，我們又何以抗拒？
• 附錄：
• 實質薪資平均年成長率(工業與服務業)，1981-2010(%)

• 重要經濟指標

從民主之爭至統獨之爭—台灣民族主義視角是否正確

1. 自1987年宣布解嚴，1991年結束動員戡亂、全面改選國民大會，至1996年首屆台灣總統直選，台灣在這10年內，體制轉變甚快，是為民主化的重要進程。然而，若細探台灣之民主化為何發生及如何發生，則將會發現「本土化」於其中的重要作用，因民主若要形成，則台灣勢必要先解決「一個中國神話」對民主帶來之阻礙。而在陳儀深的研究中，其透過提出1991的主要政治勢力—國民黨、民進黨以及美中台關係，試圖回答台灣內部及外部的轉變，對此，筆者好奇，何以作者認為透過分析此三項勢力，便能回答此些問題，因而特別針對其中兩點試釐清之。

2. 首先，李登輝作為當時的台灣元首，縱然推行了部分的民主化進程，然而細探其處境，作為非外省人的國民黨主席，其在黨內的正當性受到內部的反對；又其作為台灣的元首，當「反攻大陸」的口號逐漸失效，則必須面臨來自「台灣」的本土勢力對於來自「中國」的國民黨之正當性質疑，故在此內外的雙重壓力下，李登輝乃透過「民主化」作為其正當性轉型的手段，一則尋求台灣在地支持以抗衡黨內部的反對，一則是為尋求台灣人民對國民黨的正當性認同，創立「中華民國在台灣」，將國民黨之黨國體制本土化。由此分析，則李登輝之民主化推行，隱含的是其權力鞏固的需求與國民黨正當性轉型的必要性。

3. 第二項值得注意的觀點則為，民進黨自成立至進入體制，其主要訴求如「反國民黨」與「台灣民族主義」，受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甚深，如鄭南榕自焚事件與三月學運；而若將視角再置於民進黨黨內場域，則又可觀察到激進與溫和政治勢力的黨內代表競逐。由此內外交叉檢視下，可發現看似為「民主化推手」的民進黨，其受到來自於外在的偶然事件支持，與不可預期的選票結果影響甚大，民進黨身為一個「本土化」的在地政黨，若要進入體制，勢必也必須以尋求社會支持作為首要條件，以「民主」作為武器。

4. 故由上述兩點分析可知，台灣「民主化元年」離不開政治權力的分配問題，更無法排除許多偶然環境因素的催化。1991年的歷史在陳儀深的筆下，以國民黨、民進黨與台中美關係展開，並以「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誕生作結，其中不乏對於「統獨之爭」的討論，更延伸至修憲或制憲的爭議，然而當我們僅將視線聚焦於「統獨之爭」，是否就容易忽略了何以「鬥爭」？誰在「鬥爭」？為誰「鬥爭」？筆者以為，面對台灣的民主化推進，必須在民族主義的視角之外，再進一步透析其中的權力作用，方能助於我們接近歷史真實。

從奧運禁國旗事件，探討中華民國在台灣一詞的影響 （05114102 高翊凱）

1.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共）改革開放後，其實力猛然崛起，自1970年代初起，基於戰略、經濟的多方考量，使得美國背棄了民主陣營的盟友－中華民國，轉與中共結盟。由於當時中共與國民黨政權皆堅持所謂「一個中國」原則，隨著兩造實力的愈發不對稱，緊接著來的便是在聯合國大會、國際外交上的一連串大挫敗，也是在當時中華民國奧會被禁止參加國際奧會，僅能以中華台北奧會模式參加；這些被打壓的例子不勝枚舉，但大抵上皆還是以中華等名字做折衷，在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不論外界如何看待，中華民國是為一合法正統的中國代表，這些折衷還算可接受的範圍。

2.  台灣人民對於「中華民國」的理解與解析是具流動性的

l   戰後的「中華民國」是代表我們的國家

l   在台灣主體性意識下，「中華民國」是來自中國的外來壓迫政權

自李登輝繼任總統之後，在民主化與學生運動動的呼聲下，推動改選新國大代表與修訂憲法等運動，並且在演說中不斷強調「中華民國在臺灣」一詞，企圖將「中華民國」在地化，這是將中華民國治理台灣的正當性重新形塑的手段之一，筆者認為這既是「實踐」也是化解「台獨」，在李總統任內雖然推動國家統一為委員會與頒布國統綱領，表面上是促進通一，卻是透過擱置拖延等手法反統一，目的是使台灣與大陸無法走向分裂國家統一模式，而是漸漸往特殊國與國關係發展，這可算是台獨的另種體現，一方面可安撫國民黨舊勢力，另一方面又可化解民進黨與台獨聯盟的激進訴求。

3.  筆者之所以想藉由奧運禁國旗事件來討論，是因為想了解為何在所謂天然獨與新台獨勢力趨漲的台灣，在「中華民國在台灣」一詞逐漸內化於台灣人心中後，一個代表外來政權的旗幟被中共壓迫時竟然能引發台獨民眾的群情激憤而感到好奇，究竟台獨一派所要求的是名字上的獨立，還是只要求不與中國統一即可? 筆者認為在文本之中所描述與筆者現實體驗有些許矛盾，台獨民眾看似是追求名目獨立，實質上卻不在乎獨立後的名字是否為中華民國。

一九九零年代下李登輝的角色

壹、必須廢除的臨時條款

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宣告終止實施長達四十三年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臨時條款給予總統緊急處分權、延長總統的任期，擴大了總統的權力，許多學者認為，李登輝廢除了臨時條款，是在展現他想要落實民主政治的決心，這是台灣邁向民主的第一步。然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之所以成立，是因為國共當時的對立，國民黨為了消滅共產黨所訂定出一套凌駕於當時憲法之上的條款。解嚴之後的李登輝之所以廢除了臨時條款，並不是想要落實民主政治，而是自知國民黨已回不去大陸，已經不存在要消滅共產黨的理由，不能在用臨時條款來做為延續台灣統治正當性的手段，企圖打破當時國民黨內還存有的反攻大陸的想像，所以廢除臨時條款是必要的，不能說是為了民主而廢除臨時條款。

貳、 統一與獨立之外的第三條路

對於李登輝來說，既不能回歸大陸，也不能接受當時民進黨台獨的主張，那麼他只好自己找出第三條路，也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在當時的國際情勢下，美國對台灣採取曖昧不明的態度，中共也在一旁蠢蠢欲動，李登輝決定放棄進行一個中國的競賽，要以分裂國家的模式在國際社會上求生存。如此一來，又將兩岸的難題丟向了國際社會，各國要做的不是承認誰才是中國，而是選擇要不要承認這個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我認為，李登輝其實丟出了問題但也幫國際社會解決了問題，對於各國來說，它們可以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但可以同時宣稱中華民國政府不是中國，不直接挑戰中共一個中國的底線，保留轉圜的空間。「中華民國在台灣」這一個概念，在一九九一年後將近二十六年的時間內都不曾變動，甚至變成政治場域常見的口號，給予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生存的空間。

參、 政治人物的評價

依照前面的兩點，我們該怎麼看待李登輝在一九九零年代的角色？陳儀深認為一九九一年前後台灣民主轉型的成績都該歸功於李登輝卓越的領導；吳乃德則認為李登輝執政時期不是台灣民主化的關鍵，他只不過在體制改革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他們兩個對於李登輝的評價有所衝突，但我們也不能就此宣稱他們的評價過於片面。李登輝不能算是民主化的功臣，但作為民主體制改革的關鍵人物，他有一定的份量，對於兩岸關係以及國際事務的處理，也足以讓他擁有正面的評價。但是，為什麼我們需要這些評價呢？給予高度正面的評價，會被認為是在造神；過度的貶低，會被認為不夠全面，評價有可能是中立的嗎？我們透過評價來認識我們所不知道的人物，但它是否真實，只能依靠我們自己去證明。

非民族主義式的觀點何以重要？

1. 想像的民族風

周婉窈認為，從民族主義的觀點看待江文也是非歷史的，是把江文也抽離出他所屬的時空背景，孤立的去看他的作品與行為。因此周婉窈試圖把時代與江文也的個性等回填，把江文也放回作者所謂的歷史脈絡中，去描寫一個浪漫的音樂家的真面目。作者以各個篇章來界定江文也，首先是台灣意象，接著擴大成東方文化，再來往江文也的內心去做發展，釐出對江文也這個人的意象—浪漫，最後再說出自己所要表達的「非民族主義式的解讀」，來將他的發現囊括其中。

2.放入歷史脈絡的江文也

周婉窈在文章當中不斷地強調，有些歷史的抉擇，江文也的作為，其實不是他單一的個案，也不是特例，而是整個時代的潮流，是在日治時期共通的風氣。例如他的作品充滿著民族主義的意象，然而並非他個人如此，是整個日本的作曲界當中，有一派別受到了俄國音樂家齊爾品的影響，進而發展成這樣的作曲風格。當時認為「歐洲音樂停滯不前。無論如何非得借助於東方之力，以為己糧而再生不可。」

江文也的作品當中，運用五聲音階（宮、商、角、徵、羽）的中國式而非日本式的作曲風格，則受到日本評論家的讚賞，認為他的作品較適合中國式而非日本式，因為具備中國血緣的江文也，始終不被認為是純粹的日本人，他所擁有的選擇只能是台灣和中國，或者想對於西洋抽象的東方，而不是他所無法深入堂奧的具體日本。

當時日本國力強大，但文化上中國依舊是許多知識份子與文化人崇尚的，藝術上若是追求和西方抗衡的古老體系，非中國莫屬。為此，江文也選擇到北京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許多的藝術家也如他一樣，到中國尋找「創作泉源」。

1936年入選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作品《台灣舞曲》成為了該屆唯一的日本曲目，相對於其他參賽者者而言，江文也是名聲最小，也是唯一的台灣人，因此他的作品即使受到了國際的肯定，但在日本內地，卻遭到輕描淡寫的命運。

周婉窈認為，1938年在時代脈動下，東京與北京並非「互斥」的選擇，且可以「兼美」，並認為對藝術家而言，個人好惡感覺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江文也對日本音樂界有所不滿，也被排擠之感。在北京，他能夠擁有教授職位，又能夠尋覓更多的創作靈感，更不用被日本音樂界所排擠，反倒可以反客為主，利用自身的血緣優勢，更細膩地融入中國文化。

3.浪漫者江文也

郭芝宛說他是一位Romanist。江文也筆下的北京，是一個與現實中不符的北京，雖然都是他看過、走過的地方，但是在現實中卻不若他所描繪的，因為他眼裡的北京，是一種更加美好的意象，在《北京銘》當中它是「超現實的」，那個令江文也迷惑的北京是永恆的存在，北京令人著迷的是「天下無事」。

作者認為，江文也的作品，是對中國充滿浪漫想像，然而他中國的題材比在台灣的音樂來說實際的多，是在親身體驗之上加以創作的，如他的《孔廟大晟樂章》更將文獻研究與田野采風融合。

4.周婉窈的非民族主義式解讀

周婉窈的立基是在一個民族主義式的「台灣觀」或「中國觀」，但在研究後卻發現了江文也的作品之一致性⎻⎻「想像」，他解讀江文也的作品認為，其台灣、中國的作品都是想像，在他都不是科學的對象，他追求東方神秘世界，更提出若強加民族色彩，那他在1938-1945年的作為其實是與歷史難以契合的，江文也的思想裡，比起國族主義，東方文明的思想更甚，在《新民少年歌》的歌詞中，強調東亞協和、標榜東方文明論述，是與江文也的文字作品沒有相「違和」的，1938年日本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理念，欲樹立「日滿中三國相互提攜，建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互助連環的關係」，都是符合江文也的思想與行為。前述的齊爾品影響了江文也相當大的部分，江文也在接受訪問時拋出「否定西歐」的議題，說想要建設得以對抗於此的理論與作品看出，江文也的個人色彩相對於較小的國族主義，倒不如說是亞細亞主義。

5.非民族主義式的觀點

一個歷史、非民族式的了解，回歸到歷史脈絡當中，在探索一個人的生長過程，或許是更加直觀的思維，在面對民族主義時，是否會忽略掉生而為人，以「一個人」為觀點出發的思維？在江文也的性格上，從他的字數、日記中我們或可探求他人生的一二，從中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賞這個時代當中，這個人的藝術想像。

江文也在現代，或被台灣視為瑰寶，但在中國、日本，不也相繼在為他的貢獻來讚揚，以一個音樂人來說，他的貢獻是不分國界、種族的，他的作品帶領著我們回到1930年代的世界，帶領我們穿越時空感受孔廟祭典的威嚴，結合現代與過去的經典元素，相互交雜，迸射出來自內心的熱情與激動。充滿想像力的《台灣舞曲》也試圖著描繪著江文也內心所投射出來的台灣印象，或想像、或現實，身為藝術家的他，將自己的生命精萃由藝術表達出來，江文也寫道：「沒錯！作曲學也是一種說謊的學問。當然作品本身事實上也是一種可愛的謊言⋯⋯雖然如此，在各式各樣的謊言裡，作曲好像還算是比較不虛假的謊言。」從這句話當中，不難發現，江文也的作品是集想像與現實的描繪，但藝術的謊言何嘗不是他自己的真實？對於自己內心的一種抒發呢？

民族主義的觀點，或許我們可以輕鬆地釐清出自己所關懷的議題，例如生存權、或者遭遇變故時的集體意識，但若要真的去了解到一個人的生命，或許我們還可以透過更多的方法，作者提供了一些觀點，如歷史的脈絡、被研究者的個性、經歷等，讓我們不會只是片面看到群體的意識，而孤立了個人的價值觀。以江文也這個藝術家為例，他的作品、他的個人，硬要套上一個民族的觀點，或許只能套上亞細亞主義了吧！

6.江文也帶給台灣的啟示
2017年的當今，江文也或許成為了一個歷史名詞，但是他所經歷的，卻是你我皆可能遭遇的處境。今日的台灣，我們經常被灌輸著民族意識的重要性，政黨之爭離不開統獨之爭，容易忽略了民族以外的個人價值，如利益、理想、生活憧憬等。由歷史的脈絡可知，台灣是一個移居的社會，島民因生計而匯集，因貿易而相聚。在流動的台灣特性下，拘泥於民族主義的框架，是否築起了台灣與世界接軌的一道高牆，違反了台灣固有的特性—流動性。身在此時的台灣，若欲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與自我實現，不應被民族的政治意識形態所框架，而應在擁有流動性的台灣創造自身優勢，融匯各群體的文化與國際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