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報告評論(03114126許芷敏)

一、評分標準

1. 演說所欲傳達的目的：演說有別於日常生活中的對話，並非為私人的一對一活動，可以漫談或隨想，而是一種公共的一對多行動，面對的是多元的受眾，故能否指涉一個清楚的主題，並精準的傳達此目的，是讓眾人在短暫時間內理解演說核心意義的首要條件。此外，在本次競賽的情境中，更設定了「總統」的身分，因此目的更必須能體現此一角色的職能—作為全國最高元首要帶領子民們做出什麼樣的決定？亦即，演說之目的必須創造公共性，體現領導者的身分，適切地掌握演說情境。
2. 達到目的所使用的策略：在確立了演說之目的後，接下來就必須設法說服眾人相信此決定的重要性。無論目標是抗戰或是投降，皆必須向眾人說明此項目標的意義何在，又眾人何以須服從此項決議。而我認為這是最為困難，但也是最重要的步驟，因為對大部分的人來說，做私人的決定並不困難，然而當此項決定涉及公共，面對分歧、多元的意見，要如何使私人的決定獲得眾人支持，便是一項必須面對的難題，也是政治系必須不斷克服的挑戰。而策略要能成功，就必須先對眾人生活有一定的了解，正如開一家餐廳，必須先對客人的味蕾有所掌握，方能做出讓客人買單的料理。
3. 演說所傳達的效果：「演說」即包含了表演與言說，因此在定下清楚且適切的目的，以及列出實踐目的之策略後，如何展現便是成敗的關鍵，如一家餐廳若有好的食材、好的主廚，但卻缺乏具有美感的擺盤或適切的服務，則一切成果可能功虧一簣。而對此我所評價的範圍包括：演說人的語氣、表情、態度，以及問答時所作出的臨場反應，甚至是整體所營造出來的氣氛，藉此檢視這些「包裝」是否能成功銷售演說的目的，創造受眾身心靈的「共感」。

二、排序

1. 外雙溪：演說目的指向明確，即訴求意念與相信，而針對此項目的所做出的策略，如訴求台灣人對民主的熱愛、個人與國家緊密聯結性等，確實有助於其目的之達成，亦有營造出適切的氛圍，使人感受到國家正受危機而必須奮起的壯烈之情。
2. 從缺
3. 思想餓化、文雄：兩組的演說內容中，雖然皆有指出明確的目的，但對於此目的何以對眾人是重要的？以及目的如何可能？缺乏更多的交代，略嫌可惜。另外，在展演的整體效果上，演說者也許略為緊張，所呈現出的表演，與演說之內容有些微的落差。
4. 原萃：首先值得嘉許的是，原萃組有別於其他組別，有提出確切的策略，而不僅停留在「感受」的形塑，然而略為可惜的是，在演說內容的次序安排上，是先端主菜再端前菜，策略的浮現先於目的之說明，略顯唐突。另外，原萃組的演說者也許是為了呈現「悲痛」的氣氛，而時常低語，但因此在字句的表達上過於模糊，對於閱聽者來說，有時難以聽清楚演說內容，在表演的呈現上略有不足。
5. 尼莫：尼莫組在「談話」的表現上突出，但對於身為總統而做的「演說」來說，仍略有不足，因為尼莫組演說之目的缺乏了「領導」的要素，以及「對眾人說話」的公共性，整場展演較像是台灣島民的個人告別式，而未能凸顯出國家領導人的角色。而對此我給的建議是，若尼莫組所設定的主題是「台灣與中國統一，但保有精神上的價值」，則可以對如何引領眾人達成此一目的，做更多的形塑與具體展示，方能使整場演說更突顯公共的價值。

從民主之爭至統獨之爭—台灣民族主義視角是否正確

1. 自1987年宣布解嚴，1991年結束動員戡亂、全面改選國民大會，至1996年首屆台灣總統直選，台灣在這10年內，體制轉變甚快，是為民主化的重要進程。然而，若細探台灣之民主化為何發生及如何發生，則將會發現「本土化」於其中的重要作用，因民主若要形成，則台灣勢必要先解決「一個中國神話」對民主帶來之阻礙。而在陳儀深的研究中，其透過提出1991的主要政治勢力—國民黨、民進黨以及美中台關係，試圖回答台灣內部及外部的轉變，對此，筆者好奇，何以作者認為透過分析此三項勢力，便能回答此些問題，因而特別針對其中兩點試釐清之。

2. 首先，李登輝作為當時的台灣元首，縱然推行了部分的民主化進程，然而細探其處境，作為非外省人的國民黨主席，其在黨內的正當性受到內部的反對；又其作為台灣的元首，當「反攻大陸」的口號逐漸失效，則必須面臨來自「台灣」的本土勢力對於來自「中國」的國民黨之正當性質疑，故在此內外的雙重壓力下，李登輝乃透過「民主化」作為其正當性轉型的手段，一則尋求台灣在地支持以抗衡黨內部的反對，一則是為尋求台灣人民對國民黨的正當性認同，創立「中華民國在台灣」，將國民黨之黨國體制本土化。由此分析，則李登輝之民主化推行，隱含的是其權力鞏固的需求與國民黨正當性轉型的必要性。

3. 第二項值得注意的觀點則為，民進黨自成立至進入體制，其主要訴求如「反國民黨」與「台灣民族主義」，受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甚深，如鄭南榕自焚事件與三月學運；而若將視角再置於民進黨黨內場域，則又可觀察到激進與溫和政治勢力的黨內代表競逐。由此內外交叉檢視下，可發現看似為「民主化推手」的民進黨，其受到來自於外在的偶然事件支持，與不可預期的選票結果影響甚大，民進黨身為一個「本土化」的在地政黨，若要進入體制，勢必也必須以尋求社會支持作為首要條件，以「民主」作為武器。

4. 故由上述兩點分析可知，台灣「民主化元年」離不開政治權力的分配問題，更無法排除許多偶然環境因素的催化。1991年的歷史在陳儀深的筆下，以國民黨、民進黨與台中美關係展開，並以「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誕生作結，其中不乏對於「統獨之爭」的討論，更延伸至修憲或制憲的爭議，然而當我們僅將視線聚焦於「統獨之爭」，是否就容易忽略了何以「鬥爭」？誰在「鬥爭」？為誰「鬥爭」？筆者以為，面對台灣的民主化推進，必須在民族主義的視角之外，再進一步透析其中的權力作用，方能助於我們接近歷史真實。

6/12期末展演計畫

公共演說X台灣政治史
─「如果你是中華民國總統，你會怎麼做？」

一、發想目標：組與組正面對決

二、具體內容：

1. 分組：原組員不動，各組組長組成一組，形成組長隊以及原隊形約五或六組對決模式。各組須分工合作完成幕僚和發言人（或總統本人）的角色扮演。
2. 設定情境：第二次韓戰即將開打，為捍衛全球戰略利益，美國要求台灣立即與中國進行統一談判，以協力維護地區安定。面對此項重大壓力，傾向獨立並依賴美日的中華民國總統即將對全國同胞發表演說，說明局勢，並作出決定。
3. 對決條件：依照以上情境，由幕僚設計安排演說稿，發言人（或總統）可以看稿或背稿。各組請自行鑽研東北亞現勢和台灣歷史，擬真演出。
4. 可自由發想演說策略（例如，製作口號標語、海報布條、剪接政令宣導影片等）。
5. 勝負指標：由各組擬定，自行評定名次，並說明理由。

區域生產力之於治理何以重要(03114126 許芷敏)

• 筆者認為，本周三篇文本皆或近或遠地圍繞著「人之生死」議題，而一地區總人口的生死問題，與國家的生產力密切相關，如勞力人口的多寡以其所栽種之作物產量，變直接地影響了國家的經濟規模與發展，故筆者認為「如何管理地區生產力」為政權不可漠視的治理問題。

1. 在〈清代台灣之水災與風災〉中，大小風災水災在當時造成台灣人口、財務損失慘重，然而清領時期之社會以農為本，將農產物視為國家重要財政，更視台灣為內地閩南地區的重要糧倉，故而清朝政權對於台灣災害程度的判斷，便是以「農產物的損失」作為基礎，若災害未造成作物的大幅損害，則將不被清朝所重視。而值得注意的是，與作物產出直接相關的，便是農業勞力人口，因此災害若傷及大量人口，便會造成勞力人口的減少，國家生產力亦將會隨之降低，又進而影響稅賦的收入，減少國家的財政收入。故而筆者由此提出，災害所帶來之人力及物力損失，將有害於清領之經濟發展，因而清領政權於災後所採取之復甦政策，便是其治理思維彰顯之處。
2. 於〈臺灣歷史上的疾病與死亡〉一文中，疾病分布與數量的發展可顯示出生產方向的改變。如〈台灣方志災祥〉的圖表中，僅顯示了13個年份曾發生疫或大疫，而其中12件都發生在19世紀，且集中於北台灣，而如此的疾病分布正與「開山撫番」之時期不謀而合，並與漢人在東部及北部開發的進展亦相呼應，故而筆者由此推測，人之生產方向的移動，亦伴隨著疾病的分布。此外，日治時期更以「社會問題」看待台灣疾病問題，如在樟腦生產地進行疾病防治工作，又指定優先防遏區，強制要求居民進行身體診察，並強行要求患病者服藥，由此可知，日本政權防禦措施選定之區域，是以疾病之於生產力的影響做為防治判准，並透過最少的人力及經費完成工作，顯示出治理與疾病之生產力控管的緊密關係。
3. 另外，於〈械鬥和清朝台灣社會〉一文中可知，1860年後台灣械鬥逐漸減緩，漢族將衝突的焦點轉換為經濟利益，因為台灣商業作物的重要發展，增進了貿易的發展，並製造了許多工作機會，因而減少了遊民流竄及族群械鬥，社會亦較前期安定許多。由此，顯示出生產模式的改變，與社會問題的轉變息息相關，更因而亦改變了治理的方式，地方經濟勢力成為了區域的政治主導階級，共同利害更成為社會的關注焦點。
4. 綜上所述，筆者因而歸結，治理施為必定須關注區域之生產發展，因生產模式影響了區域生活方式及居民所看重之價值，故地方治理必須對區域之人力、財務、生產模式有審慎的了解，方能產生有效的政治作用。

關鍵詞：治理、區域生產力、勞動力

民族的概念應如何存在？(03114126許芷敏)

1. 歷史對於民族、國家的認同有深遠的影響，藉由歷史我們方能知道自己從何而來、又應為何而生，而一直以來，台灣人的自我認同多來自於家族的來歷，因而產生了種族的劃分，常聽聞之四大族群—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及原住民，便成為了台灣民族文化的縮影，然而此種劃分方式，卻也帶來了台灣島的分裂，何謂台灣人、台灣特性更因此成為難解的問題，台灣島的歷史亦被過於簡化及分化。
2. 然而，台灣四大族群的類別，究竟如何產生？由國高中的歷史教育，我們習以漢人史觀來檢視台灣歷史，因而對於非漢人之「原住民身分」總有特殊化的習慣，更甚之，習以國民黨來台作為劃分，再進而區分漢人之分類，分為本省人及外省人。而由歷史上的研究可知，種族的概念仍無法在科學上驗證，因此種族的概念多由後天的歷史進行闡釋，而政治觀點在種族概念的形塑上，便有著深遠的影響力。
3. 曹永和認為「台灣的統治主權曾經過多次更換，從人民的立場來看，政權的更迭幾乎與人民的意願無關」，過去的歷史較偏重統治者的觀點，而忽略人民的處境，是以曹永和提出，若排除政治性的觀點，則可以建立出「台灣人民的歷史」，探求台灣的地理特性。又，在《法蘭西特性》中，布勞岱提出了四種途徑研究歷史，第三部分即為「法國的政治、文化與社會」，然而由於布勞岱未能完成，因此此一篇章多由後人逕行闡釋，而班乃迪克．安德森則由此提出民族主義應超越政治思想史、文化史和社會史之脈絡，亦即不再將之視為意識形態或政治活動，而是更深層、複雜的文化活動，並認為由此方能「尋求不同的『想像的共同體』之間的和平共處之道」。
4. 由此筆者認為，兩學者欲以重視地理及區域的脈絡檢視歷史，期能解決被分化的民族問題，更期待在特定地域中建立共同的民族特性。然而，筆者以為，共同的民族特性似乎更像是兩學者之嚮往，以此概念減緩甚至消彌地域人民之間的衝突，但事實上，權力運作又與民族的建構密切相關，因此要如何在與權力既近又遠的距離下，認識民族的概念，便是筆者認仍須進一步審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