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筆者認為，本周三篇文本皆或近或遠地圍繞著「人之生死」議題，而一地區總人口的生死問題，與國家的生產力密切相關，如勞力人口的多寡以其所栽種之作物產量，變直接地影響了國家的經濟規模與發展，故筆者認為「如何管理地區生產力」為政權不可漠視的治理問題。
- 在〈清代台灣之水災與風災〉中，大小風災水災在當時造成台灣人口、財務損失慘重，然而清領時期之社會以農為本，將農產物視為國家重要財政，更視台灣為內地閩南地區的重要糧倉，故而清朝政權對於台灣災害程度的判斷，便是以「農產物的損失」作為基礎，若災害未造成作物的大幅損害，則將不被清朝所重視。而值得注意的是，與作物產出直接相關的，便是農業勞力人口，因此災害若傷及大量人口，便會造成勞力人口的減少，國家生產力亦將會隨之降低，又進而影響稅賦的收入，減少國家的財政收入。故而筆者由此提出，災害所帶來之人力及物力損失，將有害於清領之經濟發展，因而清領政權於災後所採取之復甦政策，便是其治理思維彰顯之處。
- 於〈臺灣歷史上的疾病與死亡〉一文中，疾病分布與數量的發展可顯示出生產方向的改變。如〈台灣方志災祥〉的圖表中，僅顯示了13個年份曾發生疫或大疫，而其中12件都發生在19世紀，且集中於北台灣，而如此的疾病分布正與「開山撫番」之時期不謀而合，並與漢人在東部及北部開發的進展亦相呼應，故而筆者由此推測，人之生產方向的移動，亦伴隨著疾病的分布。此外，日治時期更以「社會問題」看待台灣疾病問題，如在樟腦生產地進行疾病防治工作，又指定優先防遏區，強制要求居民進行身體診察，並強行要求患病者服藥，由此可知，日本政權防禦措施選定之區域，是以疾病之於生產力的影響做為防治判准，並透過最少的人力及經費完成工作，顯示出治理與疾病之生產力控管的緊密關係。
- 另外，於〈械鬥和清朝台灣社會〉一文中可知，1860年後台灣械鬥逐漸減緩，漢族將衝突的焦點轉換為經濟利益，因為台灣商業作物的重要發展，增進了貿易的發展，並製造了許多工作機會，因而減少了遊民流竄及族群械鬥，社會亦較前期安定許多。由此，顯示出生產模式的改變，與社會問題的轉變息息相關，更因而亦改變了治理的方式，地方經濟勢力成為了區域的政治主導階級，共同利害更成為社會的關注焦點。
- 綜上所述，筆者因而歸結，治理施為必定須關注區域之生產發展，因生產模式影響了區域生活方式及居民所看重之價值，故地方治理必須對區域之人力、財務、生產模式有審慎的了解，方能產生有效的政治作用。
關鍵詞：治理、區域生產力、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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