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鄭成功為何選擇了佔據臺灣作為抗清基地，而非降清，曹永和先生在文本中解釋：是「尊王攘夷之戰」也是「海上利益的保衛戰」，前者可說是為了恢復漢人在大陸的勢力，屬於意識形態的因素；後者則是更為值得考量的利益因素。
首先，投降並不一定如同當初鄭芝龍接受招撫，清廷依賴其實力平定其餘海盜，使其能夠繼續擴張自身的海上勢力。雖然擊垮清軍希望渺茫，但能夠在與其對峙的同時以臺灣為貿易據點，維持商業利益，相較於投降是一較佳的選擇。其次，鄭芝龍降清後由鄭成功所重新整合的海上勢力，多半以自身商業利益出發，鄭成功為維持集團的穩定，也必須確保其手下的獲益，遂佔據臺灣。最後，軍民的糧食需求也提供了據臺墾殖的充分理由。總歸而言，鄭氏與整個海上集團的利益可以說是佔據臺灣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考量。
關於墾殖臺灣的政策，可以分為兩部份分析：
（一）安撫人心：為了穩定治理，鄭氏在取代荷蘭人成為統治者後，必須爭取民眾和自家官兵之認同。手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 治安：處死搶掠官兵，爭取民眾認同。
- 教育：教育原住民兒童。
- 土地調查：確認先來漢人和原住民的既有土地權益。
- 軍屯：鄭成功親自勘查土地狀況，說服官兵進行亦兵亦農的軍屯，但不可混圈原住民與人民的田地。
（二）農耕：為了滿足軍民的糧食需求，在農業上採取以下作法：
- 獎勵農耕、開墾
- 教導原住民耕種技術
- 引進勞動力（官兵家眷與流亡民眾）
- 寓兵於農，令官兵分散各處從事生產。
人心安定確保農業生產的穩定發展，而糧食供給不匱乏使人心安定，兩者交互作用，缺一不可。鄭氏在臺初期能夠維持穩定，有賴以上兩部份並重的治理策略。
在「鄭氏時代之臺灣墾殖」文本中，曹永和先生在最末提及漢人在臺灣的穩固基礎由鄭氏所建立，但是究竟指什麼的穩固基礎？而鄭氏與漢人在臺的地位有何決定性關聯？
首先，若說漢人的穩固基礎是所謂文化上的基礎，在之後的歷史發展中，先後受清領、日治、中華民國統治，又受美國文化之影響，所謂的「漢人文化」內涵可能已與大量不同的文化融合，又怎麼說是穩固？其次，漢人在臺灣的農業開墾，雖然在鄭氏時期有大規模進展，但是在荷據時期，獎勵大量漢人移入已然是建立了一龐大的漢人社會，鄭氏時期的發展有如何能聲稱建立了漢人穩固的地位？因此我認為關於漢人在臺灣基礎的說法仍存在疑點。
馬同學您好，
回覆刪除筆者針對您所提之第二個問題「鄭氏時期的發展有如何能聲稱建立了漢人穩固的地位？」，另有見解，期能與您交流。
就筆者的理解，您認為在荷據時期已獎勵大量漢人來台，並建立了龐大的漢人社會，故您對於曹先生提出「鄭氏時代鞏固漢人地位」之說法抱有存疑。
然而，筆者認為曹先生之所以提出此項判定，有兩項因素。其一乃是基於鄭氏政權在台灣確立了「農本思想」，雖在荷據時期台灣農業已稍有基礎，然而其目標乃是以具有商業價值的蔗糖為主，而非糧食的生產，因此荷據時期的農業仍以「商業」為生產目標。而鄭氏治台，則以「足兵足食」為首要宗旨，因此農業生產則以稻米為主，而蔗糖的生產則難以與糧食作物產量並駕齊驅，因而鄭氏在台奠定了以漢人之主食「稻米」為核心的農業社會。
其次，雖荷據與鄭氏皆有大量漢人來台，然而漢人來台後的地位卻在兩時代中有明顯落差。在荷據時期，漢人的地位介於荷蘭人與土人之間，若漢人與荷蘭人對抗，則荷人將驅逐之，且漢人若欲進行狩獵與鹿皮蒐集，更要取得荷蘭當局所發的狩獵執照，可看出在荷據時期中，漢人的屈尊地位。然而，在鄭氏時期，鄭氏之治台策略明定「官兵在耕作時不能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之地」，顯示出鄭氏並未侵犯先來之漢人，漢人的經濟支配權因而得以確立。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除了來台漢人之「數量變遷」之外，鄭氏治台對於漢人農業生活及經濟自主的確立，方為「漢人地位鞏固」的判準。
認同您的第一項看法，且農本思想與經濟自主確實是漢人在進入鄭氏時代後的重要發展。不過在此想提出疑問的是，漢人在鄭氏時取得的經濟自主，何以作為漢人地位鞏固的判準？由於鄭氏家族同屬漢人，另外，為了安定民心以達成有效的治理，於是未對先來之漢人壓榨剝削。但若論及日治時期，則未必能見漢人之經濟自主，甚至清領初期，漢人的開墾也有諸多不便。就此而論，鄭氏時期漢人之經濟自主，是否僅僅是各條件偶然促成，而未建立漢人在臺灣的穩固地位？
回覆刪除另外在此提出對於漢人地位鞏固的看法：筆者以為，漢人地位鞏固或可說是漢人社會的建立，也就是一套生活模式、風俗習慣。漢人透過鄭氏政權而躋身社會中的首要地位，因而能夠建立在臺灣的漢人社會，不若荷據時期，統治階級的荷蘭人與居其次的漢人有不一樣的生活模式。而在鄭氏以後，各外來政權都是建立於此已形成的漢人社會之上。筆者就此認為漢人社會的建立也可作為「漢人地位鞏固」的判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