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雙溪組展演計畫

1. 韓戰影片以及話劇

1. 誰的戰爭？──電影《我的戰爭》預告片以及宣傳片（完整版）
2. 韓戰紀錄片
3. 說服女性裝樂普的實際呈現：兩種女性，兩種說服方法，一樣的效果

#謝謝蔡歆儀同學友情客串，擔當演出女主角，請大家提早入場卡位。

2. 文本：問題與討論

1. 節育政策/張鈞惠報告
2. 誰為誰服務？/陳思蓉報告
3. 國家面前，我們理解的自由是什麼？/馬紀安報告
4. 為國服務的動機/張哲瑋報告

3.假如韓戰再次開打，台灣的未來將會如何？

以台灣人對韓戰的歷史記憶論歷史與政治的關係—以1950年代為例

壹、歷史與政治的關係

一、１９５０年代傳播媒體之背景

１９５０年代為平面媒體及廣播媒體稱霸的時代，電視傳播媒體在臺並不普遍，因此人民獲得資訊的主要來源以報紙為最大宗，然而此時台灣正處於戒嚴時期，政府機關對於報章雜誌有嚴謹的審查機制，一般民營報社皆受到嚴重的打壓，刊物流通範圍有限，而少數能流通全臺的報社且具有足夠影響力非黨營（官方）的《中央日報》莫屬。

二、作者描述的手法

（一）時代背景

• 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隨即面臨中國共產黨來自對岸的軍事威脅，在這生死存亡之際，各國皆對中華民國政權皆採取姑息的態度，美國老大哥亦不例外，無意給予軍事上的幫助或是生活物資上的援助，這樣的狀態直到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號韓戰爆發後出現了轉機，以美國為首的聯軍遠渡重洋來到太平洋的西岸，準備援助南韓抵抗北還的入侵，此時美國將大量的生活、軍事物資大量運往台灣，一方面做為韓戰的後備基地，另一方面幫助中華民國政府穩定其政權，許多學者皆言是「韓戰」解救了中華民國政府當時面臨的困境，有鑑於此，與「韓戰」相關的事務在１９５０年代成為了政府認為重要且應被宣揚的事件。

（二）歷史的形成

　　閱畢《臺灣對「韓戰」的歷史記憶》後，筆者整理出文獻中政府如何塑造這一時期的歷史，共分為以下兩點。

1. １９５０年代，中華民國政府開始塑造「反共」為集體記憶的核心，以下為論證說明，朝顯半島與我國的狀況十分相似，皆是出現自由、民主對上共產、威權的局面，國家原始疆域因而被切割的四分五裂，隨著韓戰的爆發，政府透過官方的《中央日報》不斷的形塑我國政府與南韓政府邦交十分緊密，《中央日報》報導出現了「中韓邦交固密」、「我國安理會中決支持（南）韓國政府」等標題於頭；另還有刊載一篇名為「中韓攜手奮戰到底」的專論，內容為在一次闡述中華民國政府與南韓的緊密關係，在此之後，又出現了「我國以最友誼態度　盡力支援韓國」，以上云云，皆展示了中華民國政府視韓戰為自己的戰爭，這樣的報導無非是透過中（中華民國）韓（南韓）兩國是如此的相向，有如唇寒齒亡般的相依，皆在進行一場「反共」的戰爭，而官方即透過報紙（媒體）向大眾傳遞「反共」的集體記憶。
2. 韓戰後期，以美國為首的聯軍部隊在朝鮮半島大殺特殺，勢如破竹，從中也遇上了不少中國共產黨派來支援北朝鮮「抗美援朝」的士兵，當中投降的者便成為聯軍的戰俘，韓戰結束後，便問戰俘們欲何去何從，是要回到中國大陸，還是另有安排，然則他們卻答道：「他們要來到台灣。」，在臺的中華民國政府莫不歡天喜地，那一群戰俘在官方媒體的渲染下，被扣上了「反共義士」華麗的帽子，政府也開始著手規劃一連串的口號及慶祝活動，像是創設「一二三自由日」以及動員各大團體準備迎接這一群「反共義士」的到來，無庸置疑的，這一時期政府並未放棄建立以「反共」為主的集體記憶，而是將「反共義士」這一詞注入欲形塑的集體記憶之中，並進而塑造「反共義士」及其所代表的韓戰為中華民國政府反共勝利的象徵。

三、媒體與集體記憶的關聯性

1. 學者在有關記憶的研究中指出，在建構記憶的過程中常會見到政府或媒體運用不同的論述策略來形塑記憶；以學者何憶南在關於中日雙方的歷史記憶研究中，提出兩個建構歷史記憶過程中常見的策略。
2. 第一點是「塑造自己的光榮偉大」，第二點是「貶低對手」，我們可從韓戰戰俘，也就是「反共義士」在韓停滯時被駐韓境的印軍所殺，《中央日報》的報導為例，在還沒發生殺戰俘事件以前，《中央日報》所形塑這一群「反共義士」是何等的光榮偉大，稱呼他們是「死神的遺棄者」；不斷的透過口號、標語等正當化這些「反共義士」的所作所為，然而印軍殺戰俘事件發生後，《中央日報》連續而密集地以標題文字和照片報導了「全國人民激昂悲憤　控訴印軍屠殺暴行」等情緒化標題字樣，不斷的抨擊印軍行徑，但是很快的，譴責的對象就由印度轉為共產中國。《中央日報》的報導就特別藉此貶低共產勢力，以下報導標題文字最有代表性：「全國憤慨同聲抗議⋯⋯印軍媚匪　屠殺反共義士」，以及「匪藉監俘機構　破壞志願制度　遣俘會受俄匪操縱　措施乖謬偏袒匪方」等字樣，以上皆說明了政府視如何透過媒體來形塑人民集體記憶的方式。

貳、結論

• 以上云云，皆認為歷史就是政治的工具，筆者想法亦是如此，政府不斷透過報章雜誌讓人民形塑他們想傳遞的歷史記憶，當人民回想１９５０年代時，便會直觀的想到「反共」及「反共義士」這兩個詞彙，知名學者Wurf  Kansteiner就曾云：『「歷史記憶」的建構，換言之，就是社會對戰爭的紀念與記憶的建立往往並非為了了解戰爭的歷史真相，而是為了當前的政治社會需要。』此話及印證了歷史與政治的關係，便是政治可操控給予人民的歷史脈絡及歷史記憶，歷史成為了政治最好用、最有效的工具。

主體性的再現──是誰的主體性?（05114108 鄭竹佑）

於討論〈台灣對「韓戰」的歷史記憶〉一文中，作者討論了台灣人的記憶對於一個於台灣近代史上有著一定重要性的戰爭──韓戰，是如何從1950年代「印象深刻」、「十分熱烈」到1990年代以後的「消失」與「淡忘」，而點出了「台灣對於韓戰集體記憶的變化反映了歷史記憶不僅會隨著身分認同的改變而改變、也作為一種主觀性的對當下政治社會現實的再現。」此一要點。那麼筆者想提問的是：既然歷史記憶是作為一種「主體性的對當下政治社會的再現」，那麼這個「主體性」指的是何者的「主體性」？指的是台灣人民的「主體性」？還是政府、執政者的「主體性」？

作者在文本中以當時的中華民國官方媒體《中央日報》為主，提到了許多《中央日報》的頭條標語是如何呈現，反映當時官方的「心情」與「期待」，例如:「台灣全省人民團體 支援反共義士來台 動員月會通過決議組織後援會 並致電慰問歡迎來歸」、「各地軍公學生掀起捐獻熱潮 為反共義士捐寒衣」和「海內外同胞一條心援助留韓義士」等標語顯示了當時政府為了強調「反共義士」、達到「反共」和「強調統治正當性」的目的而積極宣傳。不僅於新聞標語，政府也會多次報導、廣播相關的活動以及以專欄的方式去強化了宣傳效果，像是1954年1月23日的自由日，便有廣播言之「接近『自由日』一秒鐘均緊張的報時」和《中央日報》刊行的「反共義士自由日特刊」等。筆者認為透過這些媒體報導、 相關活動和當時的背景，台灣人民對於韓戰的「集體記憶」是源自於政府誇大、強化的積極宣傳而形成，而且這樣的「集體記憶」不僅參雜了許多並非是屬於事實的事物，同時多數也不是出自於人民自身思考、辨認而產生的想法。於這樣的情形下，「主體性的對當下政治社會現實的再現」此句話中的「主體性」，筆者會認定為「政府」、「執政者」的主體性──因為筆者認為「主體性的再現」應是出自於人民自身透過知曉事實進而去得出想法、形成記憶，而並非是政府或是當權者以誇大扭曲的積極宣傳而影響了人民對於對於韓戰的集體記憶。縱使「主體性的再現」雖能反映當時的政經社會背景，但參雜其中並非是事實的部分以及背後潛藏的執政者的期待、目的也不能忽視，而誤把當時的集體記憶當作全然的真實。

美援下的衛生、人口與經濟發展

1、二戰後，美國將援助計畫擴展到了拉丁美洲與亞洲，由於受援國的經濟發展相當的依賴這些資金，因此試圖展現快速的經濟成長以便爭取更多的援助，但對當時的美國來講，這些成長顯然是遠遠不夠的，他們聲稱原因就在於經濟成長的速度比不上飛躍性成長的人口，這些貧困的人口浪費了國家的資源，拖垮國家的經濟。

2、上述的概念重塑了國家對「人口」的重新理解，以往人口被認為是國家最大的資產，然而在發展經濟的層面，卻成為了絆腳石。在當時意識形態強烈對抗的冷戰背景上，受援國為了要證明自己是站在自由民主的陣營，而且發展得比共產國家好，因此接受了人口拖垮經濟的說法，開始著手解決人口過多的問題，而解決的方法就是大規模的強制節育。

3、對於這種人口過剩說的主張也不是沒有反對的聲音存在，共產主義的國家認為，這種說法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的陰謀，其目的是要阻止開發中國家的發展。而在此衍伸出的問題是，人口的急遽發展真的是造成國家經濟衰落的主要原因嗎？在當時的脈絡下，減少消費、引進新技術、增加投資、節制人口都被視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但為何節制人口被視為解決當前經濟問題的最根本辦法？

4、大規模的強制節育被納入國家衛生政策的一環後，開始在婦女的身體上實施。政府表面上是為了促進家庭幸福，暗地裡卻是透過裝置樂普以期望達到永久節育的效果，這樣的包裝方式，更凸顯了國家對女性身體的忽略。衛生政策在當時的脈絡下，是為了追求國家的經濟，而追求人民健康則是一種口號，這樣的口號是不是一直都存在呢？不看這樣的口號，那麼衛生政策剩下來的原型是否就只是用來追求國家經濟而已？婦女在當時的沉默與無奈，在追求國家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逐漸被忽略及遺忘。

從為何女性願意大量裝上樂普去探究政府的宣導手法

1. 從孕前衛生計畫一開始的目標為五年內使台灣人口增加率自一九六二年的千分之三十降至五年後的十八.六轉化成五年內協助育齡婦女六十萬人裝上樂普之變化中，我們可以發現政策不管如何轉變，主體都是圍繞在女性身上，女性顯然被當作孕育新生命的一個載體，但當時男性的避孕方式如保險套，是無侵入身體副作用之避孕方式，為何政策還是以女性為主，以及女性為何會大量願意遵從政策在身上裝設侵入性的樂普，以下為筆者之見解
2. 戰後台灣依舊還是處於男尊女卑也就是父權社會的狀況下，加上當時的政策依舊是男性制定，因此就算男性節育方式無副作用，因為男性是政策制定者，如此的節育方式對他們來說其實是不方便的，像是在進行性行為之前需加上戴保險套的動作，增加男性的不便性，因此既然女性身體即可做結育，那當然不會將政策制定到自己身上。另外，一項政策的成果驗收，需要數字方便統計以及宣告大家自己的政策之成果，在保險套的使用無法數據化之情況下，女性成為政策的主要執行對象也是意料中之事。
3. 樂普為何成為推廣者制定女性節育政策之首選，是因其他女性節育方式不好監控，像是雖然口服避孕藥較無副作用，但容易因為忘記服用而失效，也不好監控使用人之狀況。但樂普易追蹤且長效，數據化的方便也使推廣者較容易評估其效果，因此樂普自然而然成為推廣者的首選。
4. 最重要的是推廣者到底是以什麼樣的手段使婦女願意進行裝設樂普的節育方式？在想法上，其先將節育避孕與擺脫貧窮創造幸福的起碼條件做連結，而確定婦女有這樣的連結之後，再以各式方法宣導裝設樂普為最佳的節育方式。例如藉由幸福家庭的片子，傳達生較少孩子的家庭生活明顯比生很多孩子的家聽寬裕很多，另外宣導員也會一對一與婦女面談，而面談之前都會有指導手冊的提供，讓宣導員可以更加順利的說服婦女裝設樂普，裡面提到像是記得拿樂普與其他避孕措施做比較，傳達樂普對婦女來說是最好的節育方式，另外也要強調樂普有政府補助，也會比其他避孕措施更能負擔，對家庭經濟也較有幫助，總體來說就是不管如何都要以站在婦女角度的立場說服婦女裝設樂普。
5. 這樣的手法，就是先將你期望更好的生活，脫離貧窮的願望勾畫出來，讓你有了可能可以改變現況的希望後，再包裝他們的目的以一種”為你好”的手法傳遞他們想要你接受的想法，例如:我們希望你們可以因為節育而過比現在更好的生活，我們也希望透過節育可以讓你們脫離貧窮等等的話術去操作。而這樣的手法相當高明，因為這樣的手法以表面來看是站在你的立場為你想，因此你容易放鬆戒心，也較容易接收對方傳遞的資訊，接收的程度也遠遠超過單向傳遞的意識形態與資訊，而這樣的手法其實在現今推銷的手法上也是常見的，像是電影售票員在推銷你要不要吃爆米花跟飲料的時候，他會使用的話術是：我們幫你搭配飲料爆米花，並且幫你做票價85折優惠，這樣你們可以享受到優惠的票價，還可以吃到爆米花，對你們來說會較划算，實際上售票員只是想要推銷出爆米花增加自己的業績；吃到飽餐廳在點餐時間快結束的時候，服務生會來告知說：不好意思要幫你做最後一輪加點喔，不然廚房關火，怕沒辦法煮到你們的菜。但實際上，只是希望盡早點完可以讓廚房出完餐之後盡快開始清潔的工作。
6. 上述提到的這些手法都跟當時說服女性裝樂普的手法非常相近，因此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手法不管是在什麼樣的情況都是相當好操作的手法，因此我們生活中也遇到對象對我們用相同手法時，不要因為看似她是為你著想就一概接受他所有傳遞給你的想法，也要試著去稍微思考一下是否這個提議真的是對你是完全好的，不要一味的全盤接受，如此一來才可免於自身成為這樣手法之下的犧牲品。

流動的自由概念

1. 自由時常被視為人理所當然享有的或是值得追求的價值，但是在不同的時代下，官方論述中所出現的自由卻有著不同的面貌，也表現出政府不同的目的。就此提問，什麼樣的自由才是我們值得追求的？
2. 以下試以「從『我們的』戰爭到『被遺忘的』戰爭：台灣對『韓戰』的歷史記憶」一文，說明自由概念的流動性。首先，在1954年所出現的一二三自由日，是為了慶祝「反共義士」擺脫戰俘身份並前來臺灣，而官方對此事的宣傳之中大量使用了「自由」二字，例如：反共義士代表著「自由勝利的洪流」、「自由戰勝魔鬼」；中共政權為「毀滅自由者」而必將被毀滅。就此而言，這時被使用的自由並非指涉人民所擁有的某種權利，而是作為中共的對立面。其目的則是強調反抗中共的道德地位，同時貶低中共的統治，如同文中所提及兩種常見的建構記憶的論述策略：塑造自己的光榮偉大、貶低對手。這種策略到了1960、1970年代仍然繼續被國民政府使用，但是關於自由的論述已從強調自身與中共的對立提升到人類進步與共產政權的對立，更加提高了道德地位，例如：一二三自由日成為「世界自由日」，並反映著「人類爭自由、反奴役的理性與良知」；追求反共目標則是「本乎人類良知，共同創建自由的新世紀」。以上對於自由的使用皆是作為建構記憶的策略，藉此賦予威權時期的國民政府統治的正當性。
3. 文本中也提到，在臺灣民主化後，政府的正當性來自於民主選舉，將自由作為共產統治的對立面來建立正當性的策略不在必要。然而在當今的臺灣社會中，自由的概念同樣地時常出現在官方論述中，那麼此時自由所指涉的是什麼？其被使用的目的又是什麼？民主化後，自由被用以指涉的似乎多為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如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集會結社的自由等等。以蔡英文總統近期出席鄭南榕紀念追思會時的發言為例：「臺灣人就是民主人、就是自由人，這個政府，會為兩千三百萬的民主人和自由人，奮鬥到底。」似乎意指民主憲政之下的人民都是自由的。另外，將言論自由日訂於鄭南榕逝世之日，筆者認為也是在建構一種集體記憶。透過鄭南榕自焚一事，將其樹立為爭取言論自由的象徵，彰顯脫離威權統治的臺灣人民擁有言論自由等等基本權利。如此地形塑人民對於自由的印象，可能具有消弭對政府的質疑；鞏固統治的意圖。
4.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官方在使用自由一詞時的目的、所指涉的概念會根據時代而改變。若自由是我們所追求的價值之一，則應該探討什麼樣的自由才是我們值得追求的，而非讓自由淪為政府的宣稱、哄騙人民的手段。

過去我們反共，今天我們該反誰？

1. 在從「我們的」戰爭到「被遺忘的」戰爭：臺灣對「韓戰」的歷史記憶文本中不斷看到「反共」這個詞出現，國民黨在大陸時就已經在與共產黨對抗，來到台灣後仍不斷向世界表達他們反共、追求自由的主張，也因為這樣的主張使台灣在韓戰時得到了美國的援助。而當中共取代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中唯一的中國時，國民黨政府仍是向國內外表達自己反共的主張，彷彿「反共」是台灣存在最重要的理由。但在當時的時空下，無論是共產黨或是國民黨要渡過台灣海峽進而將對方吞併下來都是不太可能的事。將時間往後推，從開放兩岸探親到大三通，如今對中國的高度貿易依存。
2. 如此看來「反共」的主張只是將共產黨作為假想敵，藉此讓自己有一個名正言順的理由能繼續生存下去，但這樣的假想敵對於國家的維持是有必要的嗎？假設國家真的需要一個假想敵作為其生存的理由，那要是什麼樣的角色才有資格成為一個假想敵呢？以現況來看台灣不再適合以中共作為生存的理由，不過如果韓戰再次爆發「反共」好像又在次的適用，台灣是否能像過去那樣得到美國的援助，再被拯救一次？

關鍵字：反共　國家生存　假想敵

節育政策是為誰好？──談口號與說服

1. 人力是國家富強的主因之一， 如同文本內的引述，人力可以提供勞務，生產國家賴以繁榮與富足的貨物，所以健康的人口是國家最大的財產。然而，人口和其他資源一樣，會被浪費與誤用，多餘的人口只是國家的負擔。在飢餓與窮困的生活中，不斷地生兒育女只會分擔這種不幸。因此，國家層次的節育政策，是避免人口成為國家發展的絆腳石的必要手段。
2. 國民政府來台時期，伴隨大批青壯年的軍人來臺，使台灣島內的人口大增，也擾亂原先的性別比與社會結構比例。同時，激增人口的結婚與生育行為也造就後來的高生育率的結果。在當時仰賴美援的背景下，為了能快速提高國民平均所得，減少人口的增長比引進新技術、刺激投資更適合台灣。於是，國民政府提出「台灣地區家庭計畫實施辦法」，以增加國民健康，提高家庭生活水準為訴求，降低人口成長率。然而，為了節育所能使用的避孕方式很多種，為何政府卻以裝置樂普做為推廣永久節育的良品呢?使用樂普的避孕成功率並沒有口服避孕藥高、價格也沒有傳統避孕方法便宜，但是推廣者能有效掌握使用者。藉由地方衛生處的逐戶訪視，傳授「過多的兒女是家庭經濟的負擔」的觀念，使婦女了解「貧賤夫妻百事哀」，沉重的扶養成本是造成家庭不和樂的起源，所以避孕是為了家庭幸福著想。進一步分析，相對於口服避孕藥或是安全期的計算，使用樂普可以一勞永逸，也可以隨時恢復生育力。
3. 從推廣效益而言，裝置樂普的婦女人數自1964起到1968年逐年增加。整體而言，臺灣這五年來的生育率確實降低15.3%。但是為了協助解決國家經濟發展問題，選擇接受家庭計劃的婦女，還擁有身體的自主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