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歷史與政治的關係
一、１９５０年代傳播媒體之背景
１９５０年代為平面媒體及廣播媒體稱霸的時代，電視傳播媒體在臺並不普遍，因此人民獲得資訊的主要來源以報紙為最大宗，然而此時台灣正處於戒嚴時期，政府機關對於報章雜誌有嚴謹的審查機制，一般民營報社皆受到嚴重的打壓，刊物流通範圍有限，而少數能流通全臺的報社且具有足夠影響力非黨營（官方）的《中央日報》莫屬。
二、作者描述的手法
（一）時代背景
- 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隨即面臨中國共產黨來自對岸的軍事威脅，在這生死存亡之際，各國皆對中華民國政權皆採取姑息的態度，美國老大哥亦不例外，無意給予軍事上的幫助或是生活物資上的援助，這樣的狀態直到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號韓戰爆發後出現了轉機，以美國為首的聯軍遠渡重洋來到太平洋的西岸，準備援助南韓抵抗北還的入侵，此時美國將大量的生活、軍事物資大量運往台灣，一方面做為韓戰的後備基地，另一方面幫助中華民國政府穩定其政權，許多學者皆言是「韓戰」解救了中華民國政府當時面臨的困境，有鑑於此，與「韓戰」相關的事務在１９５０年代成為了政府認為重要且應被宣揚的事件。
（二）歷史的形成
閱畢《臺灣對「韓戰」的歷史記憶》後，筆者整理出文獻中政府如何塑造這一時期的歷史，共分為以下兩點。
- １９５０年代，中華民國政府開始塑造「反共」為集體記憶的核心，以下為論證說明，朝顯半島與我國的狀況十分相似，皆是出現自由、民主對上共產、威權的局面，國家原始疆域因而被切割的四分五裂，隨著韓戰的爆發，政府透過官方的《中央日報》不斷的形塑我國政府與南韓政府邦交十分緊密，《中央日報》報導出現了「中韓邦交固密」、「我國安理會中決支持（南）韓國政府」等標題於頭；另還有刊載一篇名為「中韓攜手奮戰到底」的專論，內容為在一次闡述中華民國政府與南韓的緊密關係，在此之後，又出現了「我國以最友誼態度 盡力支援韓國」，以上云云，皆展示了中華民國政府視韓戰為自己的戰爭，這樣的報導無非是透過中（中華民國）韓（南韓）兩國是如此的相向，有如唇寒齒亡般的相依，皆在進行一場「反共」的戰爭，而官方即透過報紙（媒體）向大眾傳遞「反共」的集體記憶。
- 韓戰後期，以美國為首的聯軍部隊在朝鮮半島大殺特殺，勢如破竹，從中也遇上了不少中國共產黨派來支援北朝鮮「抗美援朝」的士兵，當中投降的者便成為聯軍的戰俘，韓戰結束後，便問戰俘們欲何去何從，是要回到中國大陸，還是另有安排，然則他們卻答道：「他們要來到台灣。」，在臺的中華民國政府莫不歡天喜地，那一群戰俘在官方媒體的渲染下，被扣上了「反共義士」華麗的帽子，政府也開始著手規劃一連串的口號及慶祝活動，像是創設「一二三自由日」以及動員各大團體準備迎接這一群「反共義士」的到來，無庸置疑的，這一時期政府並未放棄建立以「反共」為主的集體記憶，而是將「反共義士」這一詞注入欲形塑的集體記憶之中，並進而塑造「反共義士」及其所代表的韓戰為中華民國政府反共勝利的象徵。
三、媒體與集體記憶的關聯性
- 學者在有關記憶的研究中指出，在建構記憶的過程中常會見到政府或媒體運用不同的論述策略來形塑記憶；以學者何憶南在關於中日雙方的歷史記憶研究中，提出兩個建構歷史記憶過程中常見的策略。
- 第一點是「塑造自己的光榮偉大」，第二點是「貶低對手」，我們可從韓戰戰俘，也就是「反共義士」在韓停滯時被駐韓境的印軍所殺，《中央日報》的報導為例，在還沒發生殺戰俘事件以前，《中央日報》所形塑這一群「反共義士」是何等的光榮偉大，稱呼他們是「死神的遺棄者」；不斷的透過口號、標語等正當化這些「反共義士」的所作所為，然而印軍殺戰俘事件發生後，《中央日報》連續而密集地以標題文字和照片報導了「全國人民激昂悲憤 控訴印軍屠殺暴行」等情緒化標題字樣，不斷的抨擊印軍行徑，但是很快的，譴責的對象就由印度轉為共產中國。《中央日報》的報導就特別藉此貶低共產勢力，以下報導標題文字最有代表性：「全國憤慨同聲抗議⋯⋯印軍媚匪 屠殺反共義士」，以及「匪藉監俘機構 破壞志願制度 遣俘會受俄匪操縱 措施乖謬偏袒匪方」等字樣，以上皆說明了政府視如何透過媒體來形塑人民集體記憶的方式。
貳、結論
- 以上云云，皆認為歷史就是政治的工具，筆者想法亦是如此，政府不斷透過報章雜誌讓人民形塑他們想傳遞的歷史記憶，當人民回想１９５０年代時，便會直觀的想到「反共」及「反共義士」這兩個詞彙，知名學者Wurf Kansteiner就曾云：『「歷史記憶」的建構，換言之，就是社會對戰爭的紀念與記憶的建立往往並非為了了解戰爭的歷史真相，而是為了當前的政治社會需要。』此話及印證了歷史與政治的關係，便是政治可操控給予人民的歷史脈絡及歷史記憶，歷史成為了政治最好用、最有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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