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吳乃德論人的精神理念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
民主體制對於現在的政治生活有重大的影響，因此從威權體制走到民主體制的過程中，哪些因素造成了民主的出現，一直是學者們想要找出的答案，而研究台灣民主化的學者們，應用了許多美國政治學家的理論，試圖解釋台灣的民主化現象，吳乃德先生認為在美國學者理論的深刻影響下，討論民主化時容易忽略當時社會上群眾的反對聲音以及將獨裁者的過度神化，片面了我們對政治和歷史變革的了解，他更強調人類的精神理念在歷史變革中有著重要作用，要了解人類精神理念的作用，才能更貼近台灣歷史真實。
吳乃德先生透過分析台灣民主轉型的著作，將社會科學對民主化的研究，分類成兩大領域，一個是「結構論」，另一個是「過程論」，並且加入對「人類精神理念作用」的忽視與否加以檢視之。
結構論把研究重點放在社會的背景因素上，研究派別有現代化論及政治文化論。（一）政治文化論強調民主政體的穩定有賴於公民的政治素養以及對政治權力的高度信任；（二）現代化論認為民主的出現需要某些前提要件，缺乏這些前提要件民主就不可能出現，因此人在早已注定的歷史洪流裏面所做的努力，都是無效的，我們要了解的是整體的社會環境，也就是在1980年代的台灣，在當時的氛圍下，什麼樣的原因讓民主的概念在台灣出現，了解台灣當時的歷史情境。
對此，吳乃德先生也做出了批評，他認為結構論過度忽略了人在歷史過程中的自主性作用，雖然社會和經濟條件會限定了人的行為，但是這樣的理論思考會使得我們失去了對歷史的真實認知。
過程論做的是對短期政治過程的分析，研究派別有四派論以及獨裁者推動論，（一）四派論強調民主改革勢力中激進派/溫和派、威權統治團體中保守派/開明派，這四個政治行為者之間的互動；（二）獨裁者推動論重視獨裁者在團體中的主宰地位，再進一步探討獨裁者推動民主改革的目的及原因，蔣經國作為1980年代台灣政府的領導者，自然變成獨裁論者推崇的對象，蔣經國對於他們而言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台灣民主的出現在於他由上而下的推動，易使蔣經國被視作推動民主化的功臣。
吳乃德先生認為獨裁者推動論者忽略了威權政府對反對力量的鎮壓，影響我們對歷史事實的認知，威權政府一開始的鎮壓到後來的妥協，都是自然性的反應，也就是擔心鎮壓無效，為求當權組織不被推翻而做出妥協的決定，因此蔣經國只能稱作為「有良好判斷力的獨裁者」，不能是台灣民主化的功臣。
除了上述對台灣民主轉型著作所採用的理論所做的批評外，吳乃德先生也解釋了政治學對理性自利的動機的重視使得對人的精神理念過度的忽視。吳乃德先生通篇多處指出歷史變革的不可不討論因素之一，是人類精神理念的作用，然而卻缺乏對人類精神理念作用的進一步論證，人類精神理念如何體現在真實政治生活中？是指涉社會運動、政治演說又或者還有其他？我們如何測量人類在歷史變革中是否產生作用？
貳、找功臣的台灣民主化歷程：
吳乃德數次在文章中強調，忽視人類精神理念的作用會是無法認知到歷史真實的，也指出理論衍生的認知謬誤，如：獨裁者論重視統治者的主宰地位，宣稱民主的出現是因為統治者的作為，四派理論則著眼於反對勢力的貢獻，希望能找出統治團體中的開明派和反對勢力中的溫和派。
而這些被吳乃德先生指出會造成與歷史真實有差距的，其論述都有一個共同特性，就是使得民主化的契機指向特定的功臣，而這些功臣通常是當時的統治者，這是吳乃德先生不樂見的，但其將美麗島事件作為民主化的關鍵，我認為也可能產生「使當時的運動參與者成為新的民主化功臣」的效果。
然而為何我們要為民主化找功臣？為甚麼我們需要一位特定的人物、特定的事件來告訴我們這就是民主化？在現今自詡為致力於民主價值發展的政治人物，似乎在政治場域裡面，就可能特別有影響力及正當性，因此台灣對民主化功臣的追求，也許是有助於政治人物追求自己利益的宣稱。
參、政治與生活圖像的世代斷裂：
社會變遷下，世代間的生活經驗有所不同，對於政治的感受也會有不同的圖像，我們一出生即處民主的時代，我們很難想像從威權走向民主的過程中所需要面臨的難題，我們不了解上一代生活的型態、政治的樣貌，只能透過歷史的的研究來描繪或是影像拍攝來再現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如何認識歷史、如何認識非當代的人類的生活，便成為重要的議題，因為當我們離真實的歷史真實愈遠，政治與生活圖像便會產生世代的斷裂。
民主化研究中，美麗島事件愈趨被視為重要轉折點，但台灣社會對其的紀念和回顧卻是少的，我們為什麼不談論這個歷史事件？是因為沒有經歷過美麗島事件的我們對其無感，或是經歷過的長輩們已經遺忘？世代之間政治及生活型態的落差，對整體社會所造成的影響，或許比我們認為的還大了許多，而突破這層隔閡的考驗，就在於我們如何理解過往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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