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自1987年宣布解嚴，1991年結束動員戡亂、全面改選國民大會，至1996年首屆台灣總統直選，台灣在這10年內，體制轉變甚快，是為民主化的重要進程。然而，若細探台灣之民主化為何發生及如何發生，則將會發現「本土化」於其中的重要作用，因民主若要形成，則台灣勢必要先解決「一個中國神話」對民主帶來之阻礙。而在陳儀深的研究中，其透過提出1991的主要政治勢力—國民黨、民進黨以及美中台關係，試圖回答台灣內部及外部的轉變，對此，筆者好奇，何以作者認為透過分析此三項勢力，便能回答此些問題，因而特別針對其中兩點試釐清之。
2. 首先，李登輝作為當時的台灣元首，縱然推行了部分的民主化進程，然而細探其處境，作為非外省人的國民黨主席，其在黨內的正當性受到內部的反對；又其作為台灣的元首，當「反攻大陸」的口號逐漸失效，則必須面臨來自「台灣」的本土勢力對於來自「中國」的國民黨之正當性質疑，故在此內外的雙重壓力下，李登輝乃透過「民主化」作為其正當性轉型的手段，一則尋求台灣在地支持以抗衡黨內部的反對，一則是為尋求台灣人民對國民黨的正當性認同，創立「中華民國在台灣」，將國民黨之黨國體制本土化。由此分析，則李登輝之民主化推行，隱含的是其權力鞏固的需求與國民黨正當性轉型的必要性。
3. 第二項值得注意的觀點則為，民進黨自成立至進入體制，其主要訴求如「反國民黨」與「台灣民族主義」，受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甚深，如鄭南榕自焚事件與三月學運；而若將視角再置於民進黨黨內場域，則又可觀察到激進與溫和政治勢力的黨內代表競逐。由此內外交叉檢視下，可發現看似為「民主化推手」的民進黨，其受到來自於外在的偶然事件支持，與不可預期的選票結果影響甚大，民進黨身為一個「本土化」的在地政黨，若要進入體制，勢必也必須以尋求社會支持作為首要條件，以「民主」作為武器。
4. 故由上述兩點分析可知，台灣「民主化元年」離不開政治權力的分配問題，更無法排除許多偶然環境因素的催化。1991年的歷史在陳儀深的筆下，以國民黨、民進黨與台中美關係展開，並以「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誕生作結，其中不乏對於「統獨之爭」的討論，更延伸至修憲或制憲的爭議，然而當我們僅將視線聚焦於「統獨之爭」，是否就容易忽略了何以「鬥爭」？誰在「鬥爭」？為誰「鬥爭」？筆者以為，面對台灣的民主化推進，必須在民族主義的視角之外，再進一步透析其中的權力作用，方能助於我們接近歷史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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