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3日 星期日

殖民者心態影響台人爭取民主的手段——由日本人看待台灣人的「異身同體」訴求觀之(05114102 高翊凱)


  1. 在1915年結束西來庵事件以後,台灣島內的大規模武裝抗日活動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由台籍留日知識菁英所領導的體制內社會改革運動。雖說表面上都是反抗日本的高壓統治,但由於出發點的不同,所代表的思維模式也不相同,前者的出發點是以反抗異族統治座基礎,為了捍衛家鄉的文化、風俗、財產、家人而戰,本質上還是純粹以漢人、原住民自居;而後者則是以身為日本國民追求公民權利自居,企圖透過體制內作為來避免流血衝突與財產損失,雖然他們認為自身還是屬於漢文化民族,並不等同日本內地人,但這個矛盾卻是造成他們在往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中失敗的關鍵因素之一。
  2. 日本總督府在殖民台灣初期,即在統治決策訂下同化論的方針,不過日本人與台灣人心中對於「同化」一詞理解的差異性是顯而易見的,此點可以從板恒退助、林獻堂所組織的台灣同化會中看到,雖說兩人皆有抗議總督府高壓統治的共同目標,但林獻堂的終極訴求是強化台灣人的政治、法律上的權力,板恒退助卻是不認同台灣人應有參政權,來台灣的日本移民也是不斷的抗議台灣同化會影響他們既得利益者的地位,因此台灣同化會也是在嫌隙不斷擴大下解散。日本政府希望藉由同化政策(教育、衛生、家庭等層面)來形塑出他們理想中的被殖民者,希望他們可以無畏、無私地為帝國服務,因此總督府不敢正面回應屬同立場的抗議日人,深怕戳破政策謊言。出於維繫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因地位差異所獲得的經濟、政治利益,可以說日本人從未真正想將台灣人變為有同等權利的日本國民,而是要利用台灣人的財富與勞力。
  3.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背景是在一次世界大戰民族自決浪潮,以及朝鮮三一獨立運動之後,由於處於大正民主時期的日本國內輿論多擔憂台灣也成為下一個獨立爆發地,所以產生了要放鬆殖民高壓統治的聲音,正因為有此擔憂,《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才能在多方反對之下持續進行,雖說有田川與神田兩位議員基於要讓日本朝向並列西方文明國家地位,因而支持推薦議案,但是都因為日本帝國議會質疑這到底是民族抗日獨立運動?還是殖民地自治?甚至真屬地方型議會?但日本帝國議會的質疑其來有因,由於請願者誤解了殖民政策學:(一)、 勿將英國給予殖民地「本國移民」的自治權,當做殖民地住民自治權;(二) 將英國採間接統治不改舊慣政策,當成了尊重文化、因地制宜得政策。以上兩點,使得尋求體制作為但又不希望喪失文化的台灣菁英只能不斷強調異身同體,形成大和民族與漢民族的對立面,日本報紙曾說台民退無法成為純支那人,進無法純為日本人,這可以反映出當時《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領導人的矛盾與困境,日本人不願台人有同等地位,而台灣人又不願喪失文化。
  4. 基於以上幾點論述,筆者想探討的是,倘若體制內的殖民地民主化非暴力和平訴求完全只能看殖   民母國臉色及心態,那麼除非像是二戰後的第二波民主化反殖民主義的新文明化浪潮興起,才會有和平獨立的新興民主國家,否則被殖民者轉型為武力反抗壓迫,是否只會是時間長短的問題?這個推論可能可以解釋為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失敗這麼多次之後,為何沒轉為武力抗日?
    1. 因為戰爭因素國內焦點轉移,總督府的高壓統治被內地人合理化為戰爭時期之必須
    2. 台灣留學生自知尚未有與日本武力反抗本錢,所以還在等待母國確實認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非民族獨立運動,而是文明化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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