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時，台灣面臨了文化認同與國族認同的矛盾與挑撥，按照小熊英二在《台灣領有》所述，在伊澤修二的擔任學務部長時曾這樣敘述：「以威力征服其外型的同時，應另征服其精神…改造他們的思想界，與日本人的思想同化」，認為台灣應採取同化政策，對台灣建立一個新的文化認同，透過教育將台灣人改造成日本人。但是，文化認同是否為國族認同的必要？
如同代替伊澤氏的學務課長持地六三郎的見解，若要將先天的思想、風俗、習慣的新歸附土著為對手，期待千百年後本島土人日本化是一件不切實際的事。透過持地的說法可以推敲出一國的文化並非靠單純的同化政策而能輕易被改造。
再依照方孝謙的《英雄與土匪︰日本據台初期的敘事認同》一文中，李春生與西來庵的例子來觀察國族認同與文化認同上的關聯，李春生說：「新恩雖厚，舊義難忘」，就如同他在著作中以禮義仁兼備的大丈夫自許，固守儒家道德，無視於主權變異的國族認同問題，他即使剪長辮、穿西服，表面上確實歸順日本，但在思想上仍無法與傳統中國文化脫鉤；西來庵事件想推翻日制，理由也不是對國族認同的差異，而是中國傳統的宗教色彩。
再依照方孝謙的《英雄與土匪︰日本據台初期的敘事認同》一文中，李春生與西來庵的例子來觀察國族認同與文化認同上的關聯，李春生說：「新恩雖厚，舊義難忘」，就如同他在著作中以禮義仁兼備的大丈夫自許，固守儒家道德，無視於主權變異的國族認同問題，他即使剪長辮、穿西服，表面上確實歸順日本，但在思想上仍無法與傳統中國文化脫鉤；西來庵事件想推翻日制，理由也不是對國族認同的差異，而是中國傳統的宗教色彩。
因此筆者認為，文化認同並非國族認同的必要，選擇認同與歸順新政權，並不代表會捨棄舊有文化，而建立新的文化認同，在已接受一定文化教育的台灣人心中，即使在後期同化政策的作用下建立新的文化，國民仍具有無法改變、根深蒂固的文化認同，這樣的文化認同，是並不會隨著國家型態而改變的。
關鍵字：文化認同、同化、國族認同
沓同學你好，以下針對您的貼文進行回應：
回覆刪除關於您所引述之伊藤修二之敘述，根據讀本的出處其發表於明治28年（西元1895年），而後續文本中提及1903年後藤新平針對教育政策所確立的大方針即為無方針，由此得知根據時期劃分當時並非屬內地延長主義統治時期。
因此您的立論前提（同化政策、內地延長、善化教導⋯⋯）僅以學務部長涵蓋所有當局之統治態度著實不為恰當。
再者，由文中敘述似乎無法明確得知您所欲表達之問題為何。
「文化認同是否為國族認同的必要」
由字面上的理解應是「若要形成國族認同則是否必先形成文化認同」
然，就後續之敘述，「一國的文化並非靠單純的同化政策而能輕易被改造」、「即使在後期同化政策的作用下建立新的文化，國民仍具有無法改變、根深蒂固的文化認同，這樣的文化認同，是並不會隨著國家型態而改變的。」
由此得知，您實際上所主張的是「 統治國家的轉變不必然導致居民文化認同的改變」
而筆者所欲追問的是，對你而言文中你一再提及的國族認同是什麼？它何以稱為「認同」？
學姊你好，
回覆刪除關於內地延長主義是我誤會了哈哈哈，已更正謝謝！
但我提及伊澤氏與持地氏的論述並非想代表當局的統治態度，而是兩個不同派別教育家對於文化認同作用力的看法，並舉例支持而已。
而我所謂的認同，則是指自我對於事物擁有從內心信服、贊同或歸順的情感，也因此國族認同在我心中則是指:認為自己是屬於哪個國族，歸順於該國族政權底下的一種概念。
沓同學您好：
回覆刪除你在貼文最後一部分提及文化認同不因國家型態(政權的轉移？)而改變，但您於回應中對於國族認同概念的指涉又並非如此，您是否有效的將結論與論題連結，有待您提供進一步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