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新醫學在台灣的實踐—從後藤新平〈國家衛生原理〉談起》及《殖民地近代化統治中的社會學—後藤新平的臺灣統治談起》這兩篇文章中，皆讚揚後藤新平擔任台灣行政長官時，所採行「新醫學」的統治手段，不論是在解決「土匪」防治上的困擾，又或是整治臺灣環境所做出的貢獻，不勝枚舉，但這些成就皆為後藤新平在任時的作為，究竟他是何方神聖能做到上述的政績；有鑑於此，筆者根據文章所提，整理出後藤新平所擁有特質，來檢視這一些特質與他的政策制訂有無關聯:其一，醫師出身，並且曾遠赴德國研讀西方醫術；其二，遵從社會達爾文主義；其三，為日本「科學政治家」的先驅；其四，理性、功利的思考模式。
筆者認為上述四點特質其實是環環相扣、密不可分的，後藤新平前往德國習醫時，受到科學的啟發，以及當地盛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始以科學理性的方式思考，認同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弱肉強食的生物原則，回日後採用科學的方法進行統治，認為治國如治人，應對症下藥，治標治本為適，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科學政治家」，在政策的制定、執行皆經過理性衡量，換言之，即是功利的計算，然則，《新醫學在台灣的實踐—從後藤新平〈國家衛生原理〉談起》及《殖民地近代化統治中的社會學—後藤新平的臺灣統治談起》兩篇文章作者卻不曾攻擊後藤新平的功利算計，反而贊同其治臺後，臺灣統治才漸漸走上正軌，殖民母國補助款項日益減少，最後甚至轉虧為盈。
針對此兩篇文章，筆者的問題為:
1.為何現今公共政策在經過功利的權衡後，往往會因有人不贊成而告吹?
2.效能與民主何者更為重要?
3.如果民主政治犧牲大部分的效能，使很多重大公共政策窒礙難行，代價是否過於高昂?
關鍵字:科學、理性、功利、後藤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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