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期論文大綱修正

壹、題目：瀰漫於校園環境的作用力－以私立復興實驗中學為例

貳、論題：筆者從過去的校園生活中感受到一股無形的力量作用於自身，此作用力的影響並沒有因為離開特定的學校後而有明顯的消失。筆者試圖透過觀察過去學校在時間與空間上的規劃，探究這股力量的究竟如何作用在環境中，並且試圖提除疑問，即此力量除了校園，是否也作用於社會？除了過去，是否也將作用於未來？

參、假設：過去權威政體的影響透過學校機關仍保留於當代生活

肆、摘要：至今72年前台灣「光復」。這段期間台灣各地的私立學校如雨後春筍般的建立，透過中華婦女聯合會，私立復興實驗中學也誕生於這股潮流當中。復興實中以紀律出名，學生的校園生活無時無刻都受到大量且高強度的嚴格控管。不論是集體或是個人意識，學生都有可以依循的一套準則或規範，但這些規章不過都只是表面且流於形式，勢必是有更深層且無形的力量來約束學生，才能達到學校要求的目標。筆者使用「時間」與「空間」兩個概念來觀察其流通與作用。空間畫分出三種觀察，分別探討空間的規畫、空間的俯視以及「無空間」的存在。時間畫分出兩種觀察，分別探討時間將如何被超量利用以及如何被加速。透過上述的方式，期望得這股力量的原貌為何。

伍、大綱

　　第一章、校史

                第一節、中華婦女聯合會

                第二節、婦聯會與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第二章、空間

　　　　第一節、被編制的空間

                (1.) 三合院式建築

                (2.) 走廊、辦公室與各處室

                (3.) 鐘塔精神

                第二節、人的流動

                (1.) 班際競賽

                (2.) 升旗儀式

                第三節、無空間的空間

        (1.)地下社團

　  第三章、時間

              第一節、被延伸的時間

               (1.) 第六個上課日

               (2.) 暑修與寒修

               第二節、超車趕路

               (1.) 四學期的進展

               (2.) 直升班

　  第四章、結論

陸、關鍵字：空間、時間

學期報告(修訂版)

題目：論威權政體已不存於現今社會— 以市立復興高中為例

假設：學校即是社會的微型縮影，進而以市立復興高中做為佐證，威權政體已不再影響今台灣人民的生活。

論題：威權政體在臺行之有年，對於社會影響不容小覷，在此一時間生活也受到種種限縮，這一顆威權大樹的根深深的扎在人民的心中，然而自從解嚴之後，民主之風漸盛，已無法見到威權政體限縮許多自由的現象，如言論自由、自由創作等權利，但總有人斷言威權政體仍存於世，依然迫害著當今社會的發展，因此筆者想藉此研究來證明那一群人所言的威權只是事物的表面，徒有威權的樣貌，但實質運作上並不是威權政體的態勢，其所言之事物內在所蘊含的氣味，早已和威權政體相差甚遠，毫無現實感可言，簡言之，筆者想證明威權政體早已隨著時代的轉變，從歷史的舞台上悄然落幕。

摘要：本文將從威權開始談起，從威權的歷史脈絡、影響範圍來了解威權的具體面貌，再來跟各位談到台灣威權體制的發展、演變，以及解嚴後威權體制的式微，具有威權代表性的機關逐一被裁撤，對於民眾生活影響急速衰退，台灣整體社會開始步入了民主化進程，政體的轉變的風潮也吹向了校園，在過去不論公立、私立學校，校內氛圍皆受到執政當局的影響，簡言之，威權亦滲入了校園，且對於當時的學生塑造了一定框架，來限縮他們的自由，並且認同自由的剝奪是合理的，當中政府透過形塑現實感的方式，維繫威權政體的續存，但在解嚴之後，校園內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威權政體不在是校內單一、絕對的管理方法，民主的介入使校園轉變成為了當今的樣貌，學校如同國家社會一般，有各自管控的領土，不受干涉的組織結構，獨立的權力位階，需要被照顧的人群…等，我們可以說學校即是一個社會的縮影，因此本文將以市立復興高中來證明現今社會已不在是威權政體的魁儡，一個隨意受到擺弄的機器。

篇章目錄：

第一章、前言

第二章、何謂威權?

第一節：威權的序幕

第二節：威權的運用與演變

第三節：威權所影響的範圍

第四節：小結

第三章、台灣的威權政體

第一節： 威權政體對社會造成的衝擊

第二節：台灣政體的轉變—解嚴

第三節：台灣現今的政府體制

第四節：小結

第四章、社會的圖像

第一節：解嚴前的社會圖像

第二節：解嚴後的社會圖像

第三節：現今的社會圖像

第四節：小結

第五章、威權體制下的學校發展

第一節：權力位階的建構

第二節：組織位置的部署

第三節：小結

第六章、學校與社會的鏈結

第一節：相同的歷史時空背景

第二節：相同的組成要件

第三節：小結

第七章、檢視市立復興高中有無受到威權體制之影響

第一節：校園的歷史背景

第二節：解嚴後的校園狀況

第三節：現今的校園樣貌

第四節：小結

第八章、結論

關鍵字：台灣社會、威權、政體、現實感

執政者對土地改革的需求

1. 租佃關係在台灣的生根早在清朝統治時期，漢人向地方官府依法申請許可的墾戶立下基礎，經歷幾百年的演變成了大小租戶與佃農的關係。也就是說，從清朝時期就是以官方的角色來授權土地的使用權，更意味著土地的原屬為官方、政府所有，即以土地的控制來管理國民。
2. 到了日治時期，日人何以來台即清查隱田，實行土地大清查，其中的原因不乏是經濟利益的考量，與風土文化的認識，然其中的施政策略上，也有著對台灣租佃關係的意識轉移，大租戶因與地方的連結脫鉤，並且一田二主的情況不利於施政，因此表面上承認大租權，卻也規定1903年12月5日以後不許再有大租權存在。此外，意識轉移最為顯著的例子即是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售價掌握在了日人的手上，租賃糖廠土地種植甘蔗的佃農，更成為會社中的僱員，改變了原有的租佃關係，轉為僱傭關係。
3. 國民政府時期，土地改革政策雖言循序漸進的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在佃農眼裡與實際的施政上，卻是有所出入的。筆者在閱讀完此次的指定閱讀資料後，與網路上的國民政府宣傳影片相互對照，比較之下發現，國民政府在宣傳中，將租佃關係描繪的語文本當中大相逕庭，意味著施政的過程其實是與民意相違背的，但政府為了利益考量，或時代的因素必須透過宣傳戰，加以施行。例如全球工業化的興起，台灣正開始面臨轉型，若不實施土地改革政策，則無法有效利用土地，進行工業化的準備。此外，人民的反應或許多為文本中所提及，不希望有改變，或者對於舊有的地主存續著深厚情感，但租佃關係終結的原因，筆者認為，除了政府的極力推廣外，跟經濟、國際局勢有深厚關係，韓戰的爆發，家庭代工等作為美國的補給站，也成了各個家庭生活的來源之一。
4. 綜上述的各個時期來看，執政者對於土地改革的需求不盡相同，但共同的地方在於對於人民的控制與經濟利益的考量。土地的規則也意味著統治者對於這塊土地的理解與態度，若無法瞭解統治者的意圖，人民可能會遭受到生活上的困頓，就如同民國時期的小租戶，文本中所提及，有一部分的小租戶在生活上是沒有優於佃農的，也可能在十年的收佃後，遭受到生活的困頓。

戰後土地改革的影響與意義（05114102 高翊凱）

1. 台灣早期農民對於土地所有權與耕種權的定義與今有所不同，在探討土改制度與決策過程時，並不能以今非古，而是要多去探討因資源匱乏、地利已盡，經由一系列權力脈絡作用，所建構出的鄉莊組織與業佃關係。筆者希望藉由探討土地改革的意義，來去思索未來農村人口老化、耕地破碎等因素影響下的土地改革方向。

2. 由於台灣屬於移墾社會，在移民渡海來台後，社會上缺乏政府的控制與傳統宗族家庭的功能，因此才產生互助結盟的鄉莊組織，藉此共同承擔風險、與分享耕作後的成果，也因為租戶對於佃戶有著保護安全與維修水利設施的義務，以及在災荒之時減租等恩惠，所以縱使地主收取租金極高，佃戶也多願欣然接受，形成融洽的業佃關係。在大陸的土改大失利，擴大了地主農民紛爭造成共產黨快速崛起，所以在退守台灣時便成了當務之急，國民政府藉由犧牲地主來鞏固其政權，但卻沒想到台灣的業佃關係是如此融洽，所以在推行政策中才會遇到退耕等情事。

3.在經濟生產層面上，隨著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模式改變，象徵著人力從土地中解放，許多地主或富農早已不從事農耕行為、生活於城市之中，戰後的國民政府藉由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政策企圖減低廣大農民負擔，將土地所有權從地主、富農手上轉交於佃農，此政策不僅穩定了可能會被共產黨所動搖的社會，一方面還確立了土地所有權與田地數目，對於稅賦收取增加了便利性，讓台灣的鄉莊共有土地概念，轉為現代國家的個人資本概念，讓土地從生產工具轉為財產。

4. 從清代的減四留六政策、日殖時期取消大租權，到國民政府的土改政策可以看出土改政策幾乎多是從稅收、經濟等目的出發，搭配為了廣大農民好的包裝，藉由犧牲地主與共有地所有權人權益，漸漸將台灣的土地制度一步步的建構出來，因為政策沒有完全顧及民間舊慣、風俗、特性，在實行政策之上才有一定難度。農委會因應農村人口老化、耕地破碎等問題，提出了小地主大佃農政策，藉由官方媒合農地與條訂租金來達到經濟效益，引此筆者想問若是把此一政策放到當時處理共有地徵收問題上，是否更能顧及雙方利益?

土改政策的成功 （05114107 黃凱荃）

1. 戰後的土地改革政策，起初是因為國民政府害怕台灣農民受到共產思想影響而反抗，進而使用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方式，企圖讓佃農們得到保障使他們支持國民政府。但是，很明顯的在剛開始效果並沒有很顯著，在國民政府不了解台灣的業主關係大多是關係良好的，並無相互仇恨之下，政府放話地主行剝削之事，引誘佃農聽從政府政策，對佃農來說，並不具有很高的說服力。不過，國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看似好意想要保障佃農（弱勢方），但還是有好壞之處。
2. 好處就是政府對土地的管理更加方便，以及讓佃農的生活不再只是處於飢餓的邊緣，實質上的確有助於佃農生活品質。此外，因改革而使獲得土地的農民提高生產意願，同時配合美援推動技術指導，提高農業生產性，使農村有過剩勞動力，以此累積未來豐富、廉價，具有高競爭優勢的產業勞動力，也因此因素，使得戰後工業化及資本集中有了基礎。
3. 壞處則是國民政府對於地主的定義太過不明確，只要擁有土地所有權並將其出租的人即為地主，並不考慮土地所有權人的土地面積及財富力。中國地主平均土地為20甲，在台灣擁有20甲以上土地的人僅佔1.01%，因此小地主的土地被徵收走後，很多是陷入貧窮的，此時就不符合國民政府土地改革政策中的「兼顧地主利益」。
4. 總言之，國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在台灣能夠成功，也歸因於農業社會觀念中的有土斯有財。而在土地改革中即便有受益及受害方，此政策乃是鞏固政權的手段之一，佔人民大多數的佃農都因其政策而改善生活品質，加上原本的大地主因其致另一筆富，兩者皆滿意生活時，國民政府的政策也算成功了。

被馴服的沉默者？

壹、論題

百姓的意識形態如何被形塑？權力作用如何影響當今社會？

貳、《戰後初期台灣業佃關係之探討—論耕者有其田政策》摘要：

    一般認為，戰後初期的業佃關係相當惡劣，土地改革是解放農奴的「德政」。但作者考察發現當時自動退耕的案件相當多，顯示地主與佃農之間的關係並不那麼一觸及發，反而不同於大家的印象，當時佃農和地主的關係是和諧的。作者認為，雖然農村階級問題確實存在，佃農也確實遭受長期的剝削，但長時期業佃關係確立了佃農的馴服及地主的主宰意識，並且此意識形態不易打破。此外，作者提出另一觀點，國民政府為了建立起統治的正當性，強力主導意識形態，使地主或土地所有權人如同被覆著原罪，其上級階層的的地位不斷被詆毀，縱然是佃農自願的退耕，也被描述成為威脅利誘。

弎、筆者的質疑：

●作者指出，許多學者認為戰後實施土地改革的原因為不公平的租佃條約以及惡劣的業佃關係，並且在文本中對其提出質疑，而作者提出的佐證論述為「台灣之租佃制度於戰後初期仍然維持若干之封建色彩，將其歸納為下列幾項特點：佃租過高、租期短暫且不穩定、口頭契約居多、部分地主收取押金、預收地租」。

→但是光從作者的引文中，頂多可以發現戰後初期的佃農與地主確實存在著權力關係不對等，而且佃農往往是被剝削的一方，但所謂「大部分人認為，實施土地改革的原因是業佃關係不和諧」的論述是否只是作者的推論？根據黃俊傑：《農復會與臺灣經驗，1949-1979》一文中指出實施土地改革的原因有幾個面向：經濟面上多歸諸於國軍遷台糧食匱乏，實行土改以獲得米糧資源；政治上，或為肅清地方地主勢力，或有鑑於大陸的失敗經驗，迫使其面對農村問題進行改革。

●文本引用資料以及田野調查、訪問，告訴讀者有為數不少的農民在土改時放棄可以承領土地的機會，試圖證明業佃關係不但和諧，而且佃農是自願服膺在地主的意識主宰之下，成為一群溫馴的沉默者。

→筆者持懷疑的態度，作者所謂的為數不少到底是多少？引用文本中的一段敘述：「民國四十年度發現退耕案件竟達到二萬九千餘件，約為全省完成換約的8%，這個數據不可謂不小。」然而只有全省換約數量的百分之八退耕，真的能夠論證作者所試圖論證的普遍性情況嗎？另外，文本中有一位農民的訪問中也提到，田佃之所以不要放領的土地，是因為有的業佃關係同時也是親戚關係，不過不想放領的田佃數量其實也不多！ 因此，筆者懷疑作者的觀點，作者認為當初的佃農即便被受欺壓，但基於權力作用以及在心中根深蒂固的父權封建意識，不只表面上與地主表現出和諧的關係，心中對地主的地位形塑也是如同再生父母般的重要，筆者持不同意見。                     

→若是照文本的論證脈絡，佃農會因為護地主心切而不願意配合土地改革，如此一來，土地改革的推動應該會困難重重，甚至最終走向失敗，但是以結果論而言，現在我們看到許多數據、資料可以佐證當時土地改革的成功，例如：在土改之後，地主逐漸沒落，但農民則減輕了負擔、刺激生產意願，並促使部分大地主專營工商業。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臺灣光復初期歷史》中即有相關統計資料：1946-1951 年之間，臺灣的農業成長率高達 10.3%，相對於戰爭 末期（1937-1946）的倒退（負成長率 4.9%），實為一大躍昇。戰後初期農業快速成長，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土地改革後提昇 了農民的耕作意願無疑是具有關鍵性的因素之一。此外，1922-1930 年之間，自耕農戶佔總農戶的百分比在光復後的 1951 年佔 37.79%，1952 年仍佔 38.55%。但是到了「耕者有其田」政策實施完成之後，自耕農戶數急速增加，1953 年自耕農戶數 佔全省總農戶數的百分比驟增至 54.85%，以後續有增加，1954 年佔 57.59%。整體而言，1951 年至 1960 年的十年之間，自耕農戶數佔總農戶數的 55.92%。而且，在全臺灣的可耕地總積所佔的百分比也大幅提昇，1952 年佔 57.24%，但到 1953年就一躍而為 75.43%。從戶數及耕作面積來看，在經過土地改革之後，自耕農階層業已成為臺灣農村社會的主導力量了。

從個人資產化為國家資本的土地

1. 從《由鄉莊社會到現代社會》此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土地由宗族佔領取得並代代相承，經過朝代演變，國家的角色興起後，成為「個人」經由買賣取得，土地歸屬明確且單一化。為什麼會有如此轉變呢？文本言明由於國家法制發展需求，面對糾紛時的是非判定需要有明確的依據，但，過去土地歸屬不明確時出現的糾紛也是可以解決的。
2. 那麼，我們為什麼需要「土地歸屬明確且單一化」呢？在鄉莊社會中的世界，佃農依附在地主之下，似乎自成一個和諧的生產分配模式，人民重要的生活來源—土地，食衣住行一切的基礎—都掌握在地主的手中。國民政府初來台時即是如此的社會結構，但是作為一個欲統治這塊「土地」的政府，欲在這塊土地上有所作為時，瞭解土地的情況才能好好地運用、治理土地。因此，首先得把地主佃農的堅固結構破壞掉，土地不應該屬於地主，而是屬於國家。
3. 土地改革的作用，是土地從個人資產化為國家資本的轉變點，國家利用土地改革建構出新的一套社會結構，人民同樣在土地上生活著，同樣要在獲益時繳交稅物，但繳交的對象不是地主而是政府，人民不再依附於地主之下，但卻轉為依附在政府底下。土地改革「土地歸屬明確且單一化」之目的，在我看來，是為了破除舊有的社會結構，建構新的一套屬於政府的運作體系。

土地的作用

不論是清代政府，日本政府還是1949年敗走台灣的國民政府，都在台灣進行了一連串的土地改革，雖然在台實施土地改革的目的大不相同，但都脫離不了當時社會對土地的利用方式的影響，將土地一步步納入現代國家治理的範圍。而土地在這些改革的制度下，發揮了什麼作用？

1.  台灣自大量漢人來台後，便是以農業社會為主的開墾之地，在當時複雜的大租戶、小租戶、佃農的生產關係下，出現了因農耕需要而集體合作的性質，這樣的性質表現在與原住民對抗或是搶奪水源等方面，不僅扮演了政府的角色，同時也是鄉村自治的基礎，形成了一個共同體。而在這個共同體裡面，土地是聯繫彼此的基礎，尤其是共有土地，高度的排除外人，是鄉莊的共有財產，反映了當時鄉村內秩序的運作。因此，清代政府在推行清丈時，是經過多方面的社會協調後，才訂定出一個較為可行的收租方式，試圖在薄弱的政府控制下增加稅收，也反映了當時在鄉村制度、業佃關係下的土地，其實有安定社會的作用，也是清代政府與台灣社會穩定關係的基礎。

2.  日本來台時，為了殖民地現代工程與投資的需要，開始整理自清代以來紛亂的土地所有權，將大租權取消，並發公債券用以補償，確立了單一土地所有制。對於日本政府來說，土地關係的混亂，代表了日本資本家在台灣土地的交易無法獲得安全的保障，也不利於推行工業計劃，因此，台灣總督根據六三法頒布一連串有關土地的法令，以利日本在台的砂糖與稻米事業，並且修正勸業銀行法，將土地所有權轉變成可交易的對象，而土地放貸的目標，主要鎖定在擁有高度經濟價值的土地上。日本政府將土地制度納入現代國家治理的一環，而在單一所有權制度下的土地，成為了方便日資交易的工具。

3.  國民政府來台後，首先保障了做為財產權的佃權，推動了三七五減租，強力介入了日本政府未改善的底層業佃關係，以往自由訂約的原則，也在國家大規模推動的固定範本的契約下受到擠壓，建立了國家介入人民與土地關係的基礎，其次為了更進一步的掌握國家對土地的掌握，國民政府推動了耕者有其田，也就是所有權狀的發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共有土地的徵收，共有產權的不明確阻礙了國家追求工業化的目的，因此徵收共有土地，便成為了解決共有產權不明確的方法，除了上述土地改革政策的實施鞏固了國家推行工業社會的基礎外，銀行對土地融資、土地放貸也是相當重要的關鍵，現代的金融活動保持了國家土地改革政治的成果，讓成果轉變成資本的基礎，不至於回歸到以往不明確的狀態。

從上述三點可看出，土地在不同的時代對於政府有不同的影響，清代時期，土地代表了穩定社會秩序的重要角色；日治時代，土地作為日本在殖民地進行投資的重要工具；中華民國初期，土地是鞏固統治權力，讓國家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的重要因素之一，土地在這些過程中不斷地轉換角色，而人民隨著這些轉換，也有了不同的生活樣貌。

代行的階級鬥爭

1.

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給一般人的感覺往往是「減輕農民負擔」、「增進農業生產」、「促進經濟恢復」，彷彿甫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即施行一系列的德政，增進人民福祉。

本文欲以本週指定資料為據，提出不一樣的看法。

2.

在當時的台灣，佃農確實頗受地主的剝削，但地主仍顧及佃農的基本生計，再加上傳統的父權思維，彼此之間的互動尚且和諧。宣傳土地改革時，多在「揭發」地主如何行剝削之實，替佃農道出他們尚未意識到的階級剝削關係。政府盡可能地型塑地主的可惡形象，以及政府與佃農站在同一線的形象，並使佃農能夠擁有土地的所有權。

觀察原先的階級關係，對於佃農而言，地主才是最直接的宰制者，並非政府。政府透過土地改革，破壞原有的階級關係，使地主不再具有宰制的地位，並重新建立起新的階級秩序──政府才是真正的宰制者。

再者，當時跑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仍有著中國共產黨威脅的壓力。政府祭出一系列與共產黨相仿的土地改革以照顧農民，只是為了暫時解決結構不公平的問題，以避免共產勢力與思想喚起台灣佃農的階級意識。土地政策一方面防共、一方面賺取廣大佃農的信賴、再一方面打擊台灣既有的鄉紳勢力；其目的旨在鞏固政權而已。

土地改革與其宣傳未必真正使農民有了階級意識。政府代佃農向地主鬥爭，搶來了土地並將其賜與農民；農民以為政府使他們生活改善並與之站在同一陣線。正因此，農民們並未意識到政府成了新的階級宰制者。農民取得的土地「所有權」，乃政府所賜，並由國家保障；相對的，土地─這般重要的生產資源與政策工具─已納入國家系統的控制與利用：號稱專屬於個人的所有權，隨時都可能須配合政策而遭受剝奪。

3.

經過中華民國政府的土地改革，農民的負擔確實減少了，生活也有所改善。但仔細觀察土地改革的目的與方式，似乎再度印證：政府為人民所創造的某種「幸福」，並非施政的成果或目標，而是統治的手段之一。島上土地所有權制度的確立與過程中的調查及測量，也都使得中華民國政府之於台灣的支配更加完整。

韓戰與政治學

• 關於本單元，請同學多從冷戰、地緣政治、戰爭等關鍵詞，推敲如何從政治學認識和解釋韓戰及其多重（長短期、地域、全球）效應。
• 選擇相關影片閱覽時，宜多參考不同的拍攝觀點，如美國、中國、南北韓和日本。

外雙溪組展演計畫

1. 韓戰影片以及話劇

1. 誰的戰爭？──電影《我的戰爭》預告片以及宣傳片（完整版）
2. 韓戰紀錄片
3. 說服女性裝樂普的實際呈現：兩種女性，兩種說服方法，一樣的效果

#謝謝蔡歆儀同學友情客串，擔當演出女主角，請大家提早入場卡位。

2. 文本：問題與討論

1. 節育政策/張鈞惠報告
2. 誰為誰服務？/陳思蓉報告
3. 國家面前，我們理解的自由是什麼？/馬紀安報告
4. 為國服務的動機/張哲瑋報告

3.假如韓戰再次開打，台灣的未來將會如何？

文本的反思，關於宣傳

1. 本次文本提到數個政治宣傳的故事：韓戰、自由日、家庭計畫、樂普避孕等。
2. 就韓戰與自由日的宣傳來看，主要目的在於維持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的統治正當性。在韓戰剛爆發的５０年代，世界正進入共產勢力與資本勢力的對抗，站在資本勢力且主張為中國唯一正當政府的中華民國，以韓戰大力褒揚自己與貶低中共，韓戰的終戰似乎就是自己的勝利。到了６０、７０年代之後，韓戰與自由日的宣傳聚焦，也漸漸從反對共產主義轉變為追求自由；共產勢力象徵奴役群眾，資本勢力則是自由開放。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彷彿隨時都象徵這般普世價值。時至今日，共產左派思想不再被強烈打壓、對岸也改革開放，中華民國所能拿出來讚揚的，就是民主制度了。
3. 對歷史事件的追憶，似乎反映當代的政治實況。中華民國政府對韓戰的記憶變化，已如上述，且在近三十年逐漸淡化。在近幾年，臺灣島內似乎颳起了一陣「轉型正義」、「人權」的旋風，這些彷彿是普世價值的東西，充斥在許多政治版面上，許多人們開始追究與探討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國民黨變成濫殺濫捕、迫害人權的兇手。這些情事，逐漸被揭發，我們以為揭發出來的絕大多數案件都是濫殺濫捕迫害人權，或都是真的。
4. 如同今日從文本中觀看戒嚴時代的政府宣傳，說當時的中華民國是自由開放的，頗為有趣。過去的人們以為自己活在自由的世界，今天的人們以為自己活在追求人權與正義的世界，這些，似乎都是被宣傳而成的，未必是真或善；似乎其目的在於賺取一方的利與力或是剝去另一方的。

以台灣人對韓戰的歷史記憶論歷史與政治的關係—以1950年代為例

壹、歷史與政治的關係

一、１９５０年代傳播媒體之背景

１９５０年代為平面媒體及廣播媒體稱霸的時代，電視傳播媒體在臺並不普遍，因此人民獲得資訊的主要來源以報紙為最大宗，然而此時台灣正處於戒嚴時期，政府機關對於報章雜誌有嚴謹的審查機制，一般民營報社皆受到嚴重的打壓，刊物流通範圍有限，而少數能流通全臺的報社且具有足夠影響力非黨營（官方）的《中央日報》莫屬。

二、作者描述的手法

（一）時代背景

• 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隨即面臨中國共產黨來自對岸的軍事威脅，在這生死存亡之際，各國皆對中華民國政權皆採取姑息的態度，美國老大哥亦不例外，無意給予軍事上的幫助或是生活物資上的援助，這樣的狀態直到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號韓戰爆發後出現了轉機，以美國為首的聯軍遠渡重洋來到太平洋的西岸，準備援助南韓抵抗北還的入侵，此時美國將大量的生活、軍事物資大量運往台灣，一方面做為韓戰的後備基地，另一方面幫助中華民國政府穩定其政權，許多學者皆言是「韓戰」解救了中華民國政府當時面臨的困境，有鑑於此，與「韓戰」相關的事務在１９５０年代成為了政府認為重要且應被宣揚的事件。

（二）歷史的形成

　　閱畢《臺灣對「韓戰」的歷史記憶》後，筆者整理出文獻中政府如何塑造這一時期的歷史，共分為以下兩點。

1. １９５０年代，中華民國政府開始塑造「反共」為集體記憶的核心，以下為論證說明，朝顯半島與我國的狀況十分相似，皆是出現自由、民主對上共產、威權的局面，國家原始疆域因而被切割的四分五裂，隨著韓戰的爆發，政府透過官方的《中央日報》不斷的形塑我國政府與南韓政府邦交十分緊密，《中央日報》報導出現了「中韓邦交固密」、「我國安理會中決支持（南）韓國政府」等標題於頭；另還有刊載一篇名為「中韓攜手奮戰到底」的專論，內容為在一次闡述中華民國政府與南韓的緊密關係，在此之後，又出現了「我國以最友誼態度　盡力支援韓國」，以上云云，皆展示了中華民國政府視韓戰為自己的戰爭，這樣的報導無非是透過中（中華民國）韓（南韓）兩國是如此的相向，有如唇寒齒亡般的相依，皆在進行一場「反共」的戰爭，而官方即透過報紙（媒體）向大眾傳遞「反共」的集體記憶。
2. 韓戰後期，以美國為首的聯軍部隊在朝鮮半島大殺特殺，勢如破竹，從中也遇上了不少中國共產黨派來支援北朝鮮「抗美援朝」的士兵，當中投降的者便成為聯軍的戰俘，韓戰結束後，便問戰俘們欲何去何從，是要回到中國大陸，還是另有安排，然則他們卻答道：「他們要來到台灣。」，在臺的中華民國政府莫不歡天喜地，那一群戰俘在官方媒體的渲染下，被扣上了「反共義士」華麗的帽子，政府也開始著手規劃一連串的口號及慶祝活動，像是創設「一二三自由日」以及動員各大團體準備迎接這一群「反共義士」的到來，無庸置疑的，這一時期政府並未放棄建立以「反共」為主的集體記憶，而是將「反共義士」這一詞注入欲形塑的集體記憶之中，並進而塑造「反共義士」及其所代表的韓戰為中華民國政府反共勝利的象徵。

三、媒體與集體記憶的關聯性

1. 學者在有關記憶的研究中指出，在建構記憶的過程中常會見到政府或媒體運用不同的論述策略來形塑記憶；以學者何憶南在關於中日雙方的歷史記憶研究中，提出兩個建構歷史記憶過程中常見的策略。
2. 第一點是「塑造自己的光榮偉大」，第二點是「貶低對手」，我們可從韓戰戰俘，也就是「反共義士」在韓停滯時被駐韓境的印軍所殺，《中央日報》的報導為例，在還沒發生殺戰俘事件以前，《中央日報》所形塑這一群「反共義士」是何等的光榮偉大，稱呼他們是「死神的遺棄者」；不斷的透過口號、標語等正當化這些「反共義士」的所作所為，然而印軍殺戰俘事件發生後，《中央日報》連續而密集地以標題文字和照片報導了「全國人民激昂悲憤　控訴印軍屠殺暴行」等情緒化標題字樣，不斷的抨擊印軍行徑，但是很快的，譴責的對象就由印度轉為共產中國。《中央日報》的報導就特別藉此貶低共產勢力，以下報導標題文字最有代表性：「全國憤慨同聲抗議⋯⋯印軍媚匪　屠殺反共義士」，以及「匪藉監俘機構　破壞志願制度　遣俘會受俄匪操縱　措施乖謬偏袒匪方」等字樣，以上皆說明了政府視如何透過媒體來形塑人民集體記憶的方式。

貳、結論

• 以上云云，皆認為歷史就是政治的工具，筆者想法亦是如此，政府不斷透過報章雜誌讓人民形塑他們想傳遞的歷史記憶，當人民回想１９５０年代時，便會直觀的想到「反共」及「反共義士」這兩個詞彙，知名學者Wurf  Kansteiner就曾云：『「歷史記憶」的建構，換言之，就是社會對戰爭的紀念與記憶的建立往往並非為了了解戰爭的歷史真相，而是為了當前的政治社會需要。』此話及印證了歷史與政治的關係，便是政治可操控給予人民的歷史脈絡及歷史記憶，歷史成為了政治最好用、最有效的工具。

主體性的再現──是誰的主體性?（05114108 鄭竹佑）

於討論〈台灣對「韓戰」的歷史記憶〉一文中，作者討論了台灣人的記憶對於一個於台灣近代史上有著一定重要性的戰爭──韓戰，是如何從1950年代「印象深刻」、「十分熱烈」到1990年代以後的「消失」與「淡忘」，而點出了「台灣對於韓戰集體記憶的變化反映了歷史記憶不僅會隨著身分認同的改變而改變、也作為一種主觀性的對當下政治社會現實的再現。」此一要點。那麼筆者想提問的是：既然歷史記憶是作為一種「主體性的對當下政治社會的再現」，那麼這個「主體性」指的是何者的「主體性」？指的是台灣人民的「主體性」？還是政府、執政者的「主體性」？

作者在文本中以當時的中華民國官方媒體《中央日報》為主，提到了許多《中央日報》的頭條標語是如何呈現，反映當時官方的「心情」與「期待」，例如:「台灣全省人民團體 支援反共義士來台 動員月會通過決議組織後援會 並致電慰問歡迎來歸」、「各地軍公學生掀起捐獻熱潮 為反共義士捐寒衣」和「海內外同胞一條心援助留韓義士」等標語顯示了當時政府為了強調「反共義士」、達到「反共」和「強調統治正當性」的目的而積極宣傳。不僅於新聞標語，政府也會多次報導、廣播相關的活動以及以專欄的方式去強化了宣傳效果，像是1954年1月23日的自由日，便有廣播言之「接近『自由日』一秒鐘均緊張的報時」和《中央日報》刊行的「反共義士自由日特刊」等。筆者認為透過這些媒體報導、 相關活動和當時的背景，台灣人民對於韓戰的「集體記憶」是源自於政府誇大、強化的積極宣傳而形成，而且這樣的「集體記憶」不僅參雜了許多並非是屬於事實的事物，同時多數也不是出自於人民自身思考、辨認而產生的想法。於這樣的情形下，「主體性的對當下政治社會現實的再現」此句話中的「主體性」，筆者會認定為「政府」、「執政者」的主體性──因為筆者認為「主體性的再現」應是出自於人民自身透過知曉事實進而去得出想法、形成記憶，而並非是政府或是當權者以誇大扭曲的積極宣傳而影響了人民對於對於韓戰的集體記憶。縱使「主體性的再現」雖能反映當時的政經社會背景，但參雜其中並非是事實的部分以及背後潛藏的執政者的期待、目的也不能忽視，而誤把當時的集體記憶當作全然的真實。

美援下的衛生、人口與經濟發展

1、二戰後，美國將援助計畫擴展到了拉丁美洲與亞洲，由於受援國的經濟發展相當的依賴這些資金，因此試圖展現快速的經濟成長以便爭取更多的援助，但對當時的美國來講，這些成長顯然是遠遠不夠的，他們聲稱原因就在於經濟成長的速度比不上飛躍性成長的人口，這些貧困的人口浪費了國家的資源，拖垮國家的經濟。

2、上述的概念重塑了國家對「人口」的重新理解，以往人口被認為是國家最大的資產，然而在發展經濟的層面，卻成為了絆腳石。在當時意識形態強烈對抗的冷戰背景上，受援國為了要證明自己是站在自由民主的陣營，而且發展得比共產國家好，因此接受了人口拖垮經濟的說法，開始著手解決人口過多的問題，而解決的方法就是大規模的強制節育。

3、對於這種人口過剩說的主張也不是沒有反對的聲音存在，共產主義的國家認為，這種說法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的陰謀，其目的是要阻止開發中國家的發展。而在此衍伸出的問題是，人口的急遽發展真的是造成國家經濟衰落的主要原因嗎？在當時的脈絡下，減少消費、引進新技術、增加投資、節制人口都被視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但為何節制人口被視為解決當前經濟問題的最根本辦法？

4、大規模的強制節育被納入國家衛生政策的一環後，開始在婦女的身體上實施。政府表面上是為了促進家庭幸福，暗地裡卻是透過裝置樂普以期望達到永久節育的效果，這樣的包裝方式，更凸顯了國家對女性身體的忽略。衛生政策在當時的脈絡下，是為了追求國家的經濟，而追求人民健康則是一種口號，這樣的口號是不是一直都存在呢？不看這樣的口號，那麼衛生政策剩下來的原型是否就只是用來追求國家經濟而已？婦女在當時的沉默與無奈，在追求國家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逐漸被忽略及遺忘。

從為何女性願意大量裝上樂普去探究政府的宣導手法

1. 從孕前衛生計畫一開始的目標為五年內使台灣人口增加率自一九六二年的千分之三十降至五年後的十八.六轉化成五年內協助育齡婦女六十萬人裝上樂普之變化中，我們可以發現政策不管如何轉變，主體都是圍繞在女性身上，女性顯然被當作孕育新生命的一個載體，但當時男性的避孕方式如保險套，是無侵入身體副作用之避孕方式，為何政策還是以女性為主，以及女性為何會大量願意遵從政策在身上裝設侵入性的樂普，以下為筆者之見解
2. 戰後台灣依舊還是處於男尊女卑也就是父權社會的狀況下，加上當時的政策依舊是男性制定，因此就算男性節育方式無副作用，因為男性是政策制定者，如此的節育方式對他們來說其實是不方便的，像是在進行性行為之前需加上戴保險套的動作，增加男性的不便性，因此既然女性身體即可做結育，那當然不會將政策制定到自己身上。另外，一項政策的成果驗收，需要數字方便統計以及宣告大家自己的政策之成果，在保險套的使用無法數據化之情況下，女性成為政策的主要執行對象也是意料中之事。
3. 樂普為何成為推廣者制定女性節育政策之首選，是因其他女性節育方式不好監控，像是雖然口服避孕藥較無副作用，但容易因為忘記服用而失效，也不好監控使用人之狀況。但樂普易追蹤且長效，數據化的方便也使推廣者較容易評估其效果，因此樂普自然而然成為推廣者的首選。
4. 最重要的是推廣者到底是以什麼樣的手段使婦女願意進行裝設樂普的節育方式？在想法上，其先將節育避孕與擺脫貧窮創造幸福的起碼條件做連結，而確定婦女有這樣的連結之後，再以各式方法宣導裝設樂普為最佳的節育方式。例如藉由幸福家庭的片子，傳達生較少孩子的家庭生活明顯比生很多孩子的家聽寬裕很多，另外宣導員也會一對一與婦女面談，而面談之前都會有指導手冊的提供，讓宣導員可以更加順利的說服婦女裝設樂普，裡面提到像是記得拿樂普與其他避孕措施做比較，傳達樂普對婦女來說是最好的節育方式，另外也要強調樂普有政府補助，也會比其他避孕措施更能負擔，對家庭經濟也較有幫助，總體來說就是不管如何都要以站在婦女角度的立場說服婦女裝設樂普。
5. 這樣的手法，就是先將你期望更好的生活，脫離貧窮的願望勾畫出來，讓你有了可能可以改變現況的希望後，再包裝他們的目的以一種”為你好”的手法傳遞他們想要你接受的想法，例如:我們希望你們可以因為節育而過比現在更好的生活，我們也希望透過節育可以讓你們脫離貧窮等等的話術去操作。而這樣的手法相當高明，因為這樣的手法以表面來看是站在你的立場為你想，因此你容易放鬆戒心，也較容易接收對方傳遞的資訊，接收的程度也遠遠超過單向傳遞的意識形態與資訊，而這樣的手法其實在現今推銷的手法上也是常見的，像是電影售票員在推銷你要不要吃爆米花跟飲料的時候，他會使用的話術是：我們幫你搭配飲料爆米花，並且幫你做票價85折優惠，這樣你們可以享受到優惠的票價，還可以吃到爆米花，對你們來說會較划算，實際上售票員只是想要推銷出爆米花增加自己的業績；吃到飽餐廳在點餐時間快結束的時候，服務生會來告知說：不好意思要幫你做最後一輪加點喔，不然廚房關火，怕沒辦法煮到你們的菜。但實際上，只是希望盡早點完可以讓廚房出完餐之後盡快開始清潔的工作。
6. 上述提到的這些手法都跟當時說服女性裝樂普的手法非常相近，因此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手法不管是在什麼樣的情況都是相當好操作的手法，因此我們生活中也遇到對象對我們用相同手法時，不要因為看似她是為你著想就一概接受他所有傳遞給你的想法，也要試著去稍微思考一下是否這個提議真的是對你是完全好的，不要一味的全盤接受，如此一來才可免於自身成為這樣手法之下的犧牲品。

流動的自由概念

1. 自由時常被視為人理所當然享有的或是值得追求的價值，但是在不同的時代下，官方論述中所出現的自由卻有著不同的面貌，也表現出政府不同的目的。就此提問，什麼樣的自由才是我們值得追求的？
2. 以下試以「從『我們的』戰爭到『被遺忘的』戰爭：台灣對『韓戰』的歷史記憶」一文，說明自由概念的流動性。首先，在1954年所出現的一二三自由日，是為了慶祝「反共義士」擺脫戰俘身份並前來臺灣，而官方對此事的宣傳之中大量使用了「自由」二字，例如：反共義士代表著「自由勝利的洪流」、「自由戰勝魔鬼」；中共政權為「毀滅自由者」而必將被毀滅。就此而言，這時被使用的自由並非指涉人民所擁有的某種權利，而是作為中共的對立面。其目的則是強調反抗中共的道德地位，同時貶低中共的統治，如同文中所提及兩種常見的建構記憶的論述策略：塑造自己的光榮偉大、貶低對手。這種策略到了1960、1970年代仍然繼續被國民政府使用，但是關於自由的論述已從強調自身與中共的對立提升到人類進步與共產政權的對立，更加提高了道德地位，例如：一二三自由日成為「世界自由日」，並反映著「人類爭自由、反奴役的理性與良知」；追求反共目標則是「本乎人類良知，共同創建自由的新世紀」。以上對於自由的使用皆是作為建構記憶的策略，藉此賦予威權時期的國民政府統治的正當性。
3. 文本中也提到，在臺灣民主化後，政府的正當性來自於民主選舉，將自由作為共產統治的對立面來建立正當性的策略不在必要。然而在當今的臺灣社會中，自由的概念同樣地時常出現在官方論述中，那麼此時自由所指涉的是什麼？其被使用的目的又是什麼？民主化後，自由被用以指涉的似乎多為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如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集會結社的自由等等。以蔡英文總統近期出席鄭南榕紀念追思會時的發言為例：「臺灣人就是民主人、就是自由人，這個政府，會為兩千三百萬的民主人和自由人，奮鬥到底。」似乎意指民主憲政之下的人民都是自由的。另外，將言論自由日訂於鄭南榕逝世之日，筆者認為也是在建構一種集體記憶。透過鄭南榕自焚一事，將其樹立為爭取言論自由的象徵，彰顯脫離威權統治的臺灣人民擁有言論自由等等基本權利。如此地形塑人民對於自由的印象，可能具有消弭對政府的質疑；鞏固統治的意圖。
4.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官方在使用自由一詞時的目的、所指涉的概念會根據時代而改變。若自由是我們所追求的價值之一，則應該探討什麼樣的自由才是我們值得追求的，而非讓自由淪為政府的宣稱、哄騙人民的手段。

過去我們反共，今天我們該反誰？

1. 在從「我們的」戰爭到「被遺忘的」戰爭：臺灣對「韓戰」的歷史記憶文本中不斷看到「反共」這個詞出現，國民黨在大陸時就已經在與共產黨對抗，來到台灣後仍不斷向世界表達他們反共、追求自由的主張，也因為這樣的主張使台灣在韓戰時得到了美國的援助。而當中共取代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中唯一的中國時，國民黨政府仍是向國內外表達自己反共的主張，彷彿「反共」是台灣存在最重要的理由。但在當時的時空下，無論是共產黨或是國民黨要渡過台灣海峽進而將對方吞併下來都是不太可能的事。將時間往後推，從開放兩岸探親到大三通，如今對中國的高度貿易依存。
2. 如此看來「反共」的主張只是將共產黨作為假想敵，藉此讓自己有一個名正言順的理由能繼續生存下去，但這樣的假想敵對於國家的維持是有必要的嗎？假設國家真的需要一個假想敵作為其生存的理由，那要是什麼樣的角色才有資格成為一個假想敵呢？以現況來看台灣不再適合以中共作為生存的理由，不過如果韓戰再次爆發「反共」好像又在次的適用，台灣是否能像過去那樣得到美國的援助，再被拯救一次？

關鍵字：反共　國家生存　假想敵

節育政策是為誰好？──談口號與說服

1. 人力是國家富強的主因之一， 如同文本內的引述，人力可以提供勞務，生產國家賴以繁榮與富足的貨物，所以健康的人口是國家最大的財產。然而，人口和其他資源一樣，會被浪費與誤用，多餘的人口只是國家的負擔。在飢餓與窮困的生活中，不斷地生兒育女只會分擔這種不幸。因此，國家層次的節育政策，是避免人口成為國家發展的絆腳石的必要手段。
2. 國民政府來台時期，伴隨大批青壯年的軍人來臺，使台灣島內的人口大增，也擾亂原先的性別比與社會結構比例。同時，激增人口的結婚與生育行為也造就後來的高生育率的結果。在當時仰賴美援的背景下，為了能快速提高國民平均所得，減少人口的增長比引進新技術、刺激投資更適合台灣。於是，國民政府提出「台灣地區家庭計畫實施辦法」，以增加國民健康，提高家庭生活水準為訴求，降低人口成長率。然而，為了節育所能使用的避孕方式很多種，為何政府卻以裝置樂普做為推廣永久節育的良品呢?使用樂普的避孕成功率並沒有口服避孕藥高、價格也沒有傳統避孕方法便宜，但是推廣者能有效掌握使用者。藉由地方衛生處的逐戶訪視，傳授「過多的兒女是家庭經濟的負擔」的觀念，使婦女了解「貧賤夫妻百事哀」，沉重的扶養成本是造成家庭不和樂的起源，所以避孕是為了家庭幸福著想。進一步分析，相對於口服避孕藥或是安全期的計算，使用樂普可以一勞永逸，也可以隨時恢復生育力。
3. 從推廣效益而言，裝置樂普的婦女人數自1964起到1968年逐年增加。整體而言，臺灣這五年來的生育率確實降低15.3%。但是為了協助解決國家經濟發展問題，選擇接受家庭計劃的婦女，還擁有身體的自主權嗎？

學期報告大綱（修正）

關鍵詞：左派思想、價值觀、臺灣島史

題目：左派思想在臺灣的發展

假設：左派之價值在當今臺灣社會中已經沒落。若從長時段看起，是什麼樣的脈絡導向如此的狀況？

摘要：當今的臺灣社會中，具有階級意識色彩或是唯物史觀的論述並非被廣泛接受的觀點。目前的教育體系當中缺乏相關的素材可以作為近因，若參考曹永和先生臺灣島史的概念，以人、時間、空間三項因素下手，從馬克思主義傳入臺灣為起點，爬梳造成當今左派思想處境的脈絡，或可爲臺灣的左派思想構築出更加清晰的圖像。將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分析臺灣島的地理位置、歷史的趨勢、人為事件如何造就現今的情況。

篇章目錄：

前言——左派之價值觀

第一章——日治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傳入

• 第一節：俄國革命掀起之浪潮
• 第二節：從何處而來？
• 第三節：由何者傳播？
• 結語

第二章——中華民國接收與國共內戰

• 第一節：冷戰時期之共產主義勢力
• 第二節：介於中、美之間的臺灣島
• 第三節：被視為敵對思想的馬克思主義
• 結語

第三章——解嚴後之情形

• 第一節：蘇聯解體之影響
• 第二節：與中、美關係的改變
• 第三節：社會的開放
• 結語

第四章——現今的民主化社會

• 第一節：全球民主化趨勢
• 第二節：臺灣於國際上的地位
• 第三節：自由民主思想的鞏固
• 結語

結論